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喜欢金庸小说的人，可能都能回忆起当年读他小说时欲罢不能的阅读情景。可是，一个令这么多人如痴如醉的作家，一个发行量如此巨大的作家，今天的文学史却容不下他，甚至至今还在讨论金庸该不该被写进文学史，大家不觉得很荒唐么?我认为，讨论金庸小说能不能进文学史，这是一次文学观念的大倒退，甚至可以说是对文学史本身的背叛。稍微熟悉一点现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五四”一代的先贤，早已在文学观念上、文学史的写法上打破了雅与俗的界限，他们的努力，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把原先属于俗文学的小说、戏曲，纳入到文学的正统之中。当年胡适他们为什么搞白话文革命，为什么要推崇从格律诗向白话诗转变?就是要把文学从文人的雅玩、清玩，变成普通老百姓都能理解、都能参与的文化形式。用白话，解决了接受的问题;承认小说的价值，解决了文体的等级问题。但这个在“五四”时期就解决了的文学的雅与俗的问题，到二十一世纪了，有些学者还在这里面打转，还在徒费口舌地讨论金庸的小说能不能被写进文学史，这样的文学观念显然是落后的。你当然可以对金庸的小说提出批评，也可以不喜欢，但是一部文学史不能包括一个影响了这么多中国人的小说家，你如何说服民众，并让他相信你的文学史是客观、公正、有概括力的?一部不能囊括金庸在内的当代文学史，肯定是有缺陷的，就像“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讲中国文学的成就，居然不包括《红楼梦》在内，这肯定是荒谬的。小说和戏曲的文学地位不被承认，这直接导致了二十世纪初的文学革命——是文学本身需要这么一场革命;如今，像张恨水、金庸这样的大众作家不被正统的文学研究界所认可，我想，这样的状况也是需要被革命的。

　　作为一个读者，我想，你们当然希望读到一部文学史是包括了金庸和他的小说的，因为俗文学进入文学史、被学术界所承认，这本身就是文学的一种进步。如果我们再把时间往前推，就会发现，中国的小说本就起源于说书，起源于街谈巷议，它并不是什么高雅的事物。高雅的人当时都去写诗了。小说从来就是老百姓喜欢的一种文体，是说书者和听书者共享的一种文体。所以一直到二十世纪初期，到梁启超先生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之前，没有多少人认为小说是可以登大雅之堂的;事实上，即便有了梁启超的呼吁，小说在当时也还是没有地位的。直到鲁迅先生出现，小说才开始成为中国文学中最令人关注的一种文体。

　　一直以来，小说的地位低微，甚至是被贬斥为“小道”、“小技”，连写小说的人本身，都羞于提及自己的写作，这就直接导致了包括四大名著在内的中国古白话小说，它的大部分作者都是存疑的，有争议的。多数人说《红楼梦》是曹雪芹写的，但也有很多人认为证据不足，说作者也有可能是曹雪芹的父亲，或者别的人;很多人认为《三国演义》是罗贯中写的，但也有很多人认为不是。《水浒传》、《西游记》也都碰到类似的问题。这些有名的小说，为什么到现在都搞不清楚真正的作者是谁呢?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人提倡写小说，没有人看得起小说，有人一旦写了，也不敢把真实的姓名署上去，因为这在当时是丢人的事情——写小说、说戏文只是茶余饭后的边角料，不能成为自己望重士林的凭借，甚至还会有损于自己的名声。今天，这种局面已经完全改观，文学界近年出风头的都是小说家，但这不等于说小说是多么文雅的文体了。

　　说到底，小说还是俗物，也应该是和俗生活紧密相连的。小说是贴近日常生活的，是对人生中的吃喝玩乐、喜怒哀乐的忠实描写，是对人的经历、遭遇和命运的塑造。一个没有俗生活之经验的人，是写不好小说的。曹雪芹如果没有那个时代的大家族的生活经历和生活积累，他是写不出《红楼梦》的;张爱玲如果没有对旧上海的市民生活的观察，也是写出她那些小说的。所以，小说不应该拒绝俗物、俗生活，相反，它应该以这些俗生活为底子，才能把一种人生写稳当、写实在了。

　　关于文学中的雅与俗的争论，一直没有平息过。其实，每个人的内心，可能都会有一种俗的冲动，我也不认为俗就一定不好，就一定要批判，它仅仅是不高尚而已，它的存在，并无罪过。现在流行的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包括今天的媒体文化，都不是什么高雅的东西，所谓通俗，恰恰是贴近最多人的心思、最多人的生活的。所以给俗文学应有的地位和正确的认识，有利于中国文学的发展走向多元、丰富，不会那么单一、单调。为什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金庸、张爱玲、沈从文的小说，包括余秋雨的散文能够兴盛起来，就是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慢慢自由一点了，日常生活开始被尊重，俗的欲望和冲动也不再是十恶不赦了，看起来不那么风雅的文学精神得到了认可，这未尝不是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的一种进步。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显著的标记就是金庸的小说被广泛地传播和接受。

　　除此之外，我们也必须承认，金庸小说在另外一种路径上创造了中国文学某种不凡的高度和影响力。金庸写作的主要时间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他写出人生最重要作品的时候，只和香港一水之隔的大陆作家都在写些什么呢?几乎都在写应景文章，或者检讨书，大多数人从内心高呼着毛主席万岁，不仅没有思想的独立和自由的坚守，甚至连对文字的基本敬畏也丧失了。而金庸在香港，虽然自由度要高一些，但设若自己内心没有这种警觉，我想，他也很容易被卷进潮流之中的。但是，金庸显然保留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批判性，看他的《笑傲江湖》就知道，里面对“一统江湖”之类的个人崇拜的批判，就可看出他作为一个敏锐的作家对那一时期中国局势的一种讽刺。

　　观察一个作家的写作成就，我们不能忽略他写作的时代背景，离开那个时代，很多的讨论就会显得空洞。而比较金庸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你就会发现，金庸在当时的武侠小说中所显露出来的自由主义精神，是多么的难得。

　　不仅如此，金庸小说还吸收了很多新文学的写作手法和写作技巧。譬如他自己就说，韦小宝这样的人物形象，是受到了阿Q形象的影响，但韦小宝的性格丰富性，是超过阿Q的，尽管他未必有像阿Q这样的概括性，但它真实、生动、饱满。韦小宝是小流氓，但可以做朋友，他为自己的利益，可以不择手段，但他为朋友，也重意气，所以武功很差，也能一次次死里逃生。你很难说他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坏人，在他身上，妓院哲学和皇宫哲学他都精通，所以具有中国人骨子里的一切狡猾、无耻，是中国人的某种精神缩影。

　　金庸也接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比如《射雕英雄传》中，郭靖为欧阳峰的蛤蟆功所伤，在牛家村的暗室里面呆了七天七夜，外面的世界经历了多少风险，一波走了，一波又来，打死一个，又来一个，每时每刻都惊心动魄、命悬一线，很精彩，很吸引人。金庸说，这种写法是受到西方戏剧的影响。戏剧的特点就是在非常有限的舞台，要把人生的各种冲突、各样的人安排上来，这种叙事方法，是中国传统小说所匮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