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比这些远为使人愤懑和痛苦的，不是小动物们的骚扰，而是人——活人的种种对待和表现：

　　“死了?……”

　　“嗡。——这……”

　　“哼!……”

　　“啧。……唉!”

　　应该说，这是一些不痛不痒、含义未明的感慨。充分表现了人的世故和圆滑，不禁使人想起《立论》中既不愿说谎又不愿遭打的学生请教老师之时老师的回答：“那么，你得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多么……。阿唷!哈哈!Hehe!he，hehehehe!’”

　　当然，也有活人明确表达出了自己的意见：“怎么要死在这里?……”这一问，有如一石击水，激起了“我”十分强烈的心理反应：“但人应该死在哪里呢?我先前以为人在地上虽没有任意生存的权利，却总有任意死掉的权利的。现在才知道并不然，也很难适合人们的公意。”这一表达，现出了“我”的大愤然，大悲叹，大感慨，它是鲁迅满含形上意味的无情批判。

　　值得格外重视的是，《死后》详细展开了两个活人如何对待死人的场景——

　　其一，“不知道是谁”的人来抬“我”，在将“我”“翻了几个转身”后置入棺材，只钉了两个棺材钉。“我背后的小衫的一角皱起来了，他们并不给我拉平，现在抵得我很难受。”“我”的感受是，这些人做事实在“草率”——其实，这哪仅只是“草率”，简直是草菅人尸了!

　　其二，二十多年前早已熟知的“勃古斋旧书铺的跑外的小伙计”来见“我”，送“我”“嘉靖黑口本”的“明版《公羊传》”。当“我”指出作为逝者已无需看也不可能看什么书时，小伙计却用“那不碍事，那不要紧”，“那可以看，那不碍事”来搪塞。在这里，鲁迅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国人的含糊其辞敷衍塞责的性格特点又一次重演。或有人问，作者为何要在作品中构织这一荒诞的情节呢?

　　众所周知，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最为彻底的，《狂人日记》中，鲁迅借狂人之口道出了传统文化的“吃人”本质：“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觉得自己并不是什么恶人，但“廿年以前”，却踹了“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所以就患上疑心病，觉得自己难免“被吃”。而《死后》中的这一荒诞情节，无非隐喻了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阴魂不散：哪怕是在人死之后，它还依然不依不饶，要对人紧盯追迫。瞧，五四前夕作品中出现的主题，在数年之后的作品中又重现了：“二十多年”前“勃古斋旧书铺”，不正是“廿年以前”“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么?

　　由上可见，《过客》和《死后》是两篇关联性很强的作品，《过客》表达的是生之轻，即生之茫然，生之徒劳;《死后》表达的是死之重，即死之烦扰，死之畏惧。

　　对死亡的审视，在鲁迅作品中并不鲜见。《祝福》中的祥林嫂活在现世，但是已在念兹在兹打问死后的情形，并想以此世的劳忙为后世祈福。祥林嫂相信——勿宁说是希望着死后有地狱魂灵，因为那样自己就可以和死去的亲人团聚。而对于这些形而上的问题，《祝福》中的“我”觉得没有必要关心，对于死后怎样，灵魂有无，“我”是“毫不介意”的。但是到了《死后》，“我”不得不直接地面临着死所带来的种种问题。

　　死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向来，不信教的国人认为它是人生的终点，死被理解为生之句号，死后，生时的种种烦忧便可烟消云散了。然而鲁迅向我们指呈，生是我所不明白的，死亦是我所不明白的，生亦茫然，死亦茫然;更可怕的是，死并非生之终结，生为“过客”，死为“患鬼”——在鲁迅笔下，死和生勾连起了一条连续的线段，死并不意味着生之烦恼的结束，而简直成了一系列新的痛苦、荒诞、追迫和嘲弄的开端。

　　故此，《死后》中的“我”完全可理解为是进入了他的归宿“坟”中的“客”，鲁迅正是借“我”死后的苦痛与荒诞影射了“我”在现世人间的无量悲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我们看到，鲁迅的“黑暗”与“绝望”横穿人世，一直抵至地狱，显示了鲁迅思考与表达方面的哲学偏好，也显示了个性的孤绝、幽邃和深刻。

　　行文至此，想起了享誉中外的阿根廷著名小说家博尔赫斯生前所喜爱的一首米隆加，为一个囚犯在监狱中所写，引在这里，作为结尾——

　　“死是已经过去的生，生是未来的死。生不是别的，只是闪光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