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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散文《过客》和《死后》的精神关联

时间:2012-04-18 22:26:58  来源:来自网络  作者:丁念保  浏览量: ; 字体设置:
  热点导读:   鲁迅曾对友人这样谈论散文集《野草》:“我的全部哲学都在《野草》里了” 。可以说,《野草》,是鲁迅最具哲学意味和现代性意识的一部作品。同时,它也是鲁迅

  鲁迅曾对友人这样谈论散文集《野草》:“我的全部哲学都在《野草》里了” 。可以说,《野草》,是鲁迅最具哲学意味和现代性意识的一部作品。同时,它也是鲁迅作品中,最具个人性的文学表达,比之于鲁迅的小说和杂文,它更多地、也更直接地“说出”鲁迅真正所想,显示出只属于鲁迅的“黑暗”的思想、冷酷的人生体验,露出灵魂的的深和真。也就是说,恰恰是先生的散文,才更加真实、深入地揭示了鲁迅的个人存在——个人生命的存在与文学话语的特别。

  《野草》集中,《过客》是除《我的失恋》这篇诗章而外的二十三篇散体作品中最为独特的:它是不折不扣的一出独幕剧。除了简单的情景交待而外,绝大部分都是人物对话,这致使该作和其他散文比较起来,叙述节奏缓慢,语言平白易懂,人物心理内容毫发毕现,不似其他作品那般急骤密簇冲折回旋,也不似其他作品那般欲言又止暧昧难解。虽然说,《过客》是一篇形上意味很浓的作品,但对于具有一定人文学养的人来说,要作出解析却并不困难。

  如果说,《野草》是鲁迅文学作品中的“哲学”,那么,《过客》便是“哲学”中的“哲学”,是鲁迅人生哲学的集中凝炼的表达。它在鲁迅散文中的地位,犹如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哈姆雷特》。《过客》中,老翁对“赤足著破鞋”,“支着等身的竹杖”,远道而来的客人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抛开提问时语态表达的不同,这些问题无非是:“你是谁?”“你从何处来?”“你往何处去?”老翁的提问,让人想到著名的司芬克斯之谜。当年,司芬克斯在忒拜城外给逃亡途中误杀了生父拉伊俄斯的俄狄浦斯出了一道谜,并许诺猜中者可立为王。这个谜面是:“早晨四条腿,中午两条腿,晚上三条腿,它是什么?”这个分量可抵得上一座王国的谜语,谜底是什么呢?是人。古希腊人以司芬克斯之谜启示我们,对于人而言,最难解的不是人身之外的其他事物,而恰恰便是人自身。对于人而言,最紧要的不是征驭万物,而是如古希腊阿波罗神庙门上镌刻着的著名格言所示的:“认识你自己”。

  接下来的问题必然是,人如何去认识自己或人自何处认识自己。

  应该说,对人或“自己”而言,最大的困惑或最紧要的便是“你是谁?”“你从何处来?”“你往何处去?”这样三个问题,其实也正是当年法国画家高更的画作《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往何处去?》所提出的问题。那么对于上述问题,鲁迅是回答是什么呢?鲁迅借客人之口的回答是一概的斩钉截铁:“我不知道”。

  事实上,老翁和客人正是鲁迅精神深处的两个自我,老翁和客人焦灼而又苍凉的对话,正是鲁迅的自问自答。在鲁迅的自我追问之下,人的存在失去了根本性的意义。鲁迅的归结是,人无非是苍茫天地间一位“状态困顿”,没有前路的匆匆“过客”。

  是啊,人不是宇宙自然的“主人”,而是“客人”。汉末《古诗十九首》的作者最为集中最为有力地表达了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感慨:“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 ……在这些被钟嵘推为“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的“古诗”中,有多少字用于人生无常的慨叹!晚于上述古诗,盛唐大诗人,被称为谪仙的李白直接用“过客”表明人的存在状况。他在《拟古十二首(其九)》开首写道:“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而这一表达的源头可追溯到先秦之时。《列子·天瑞篇》:“古者谓死人为归人。夫言死人为归人,则生人为行人矣。”而在西方,现代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用“被抛”表征人存在的窘况。在他们看来,人是被抛入这个世界的。“被抛”,这是一个主语缺失的被动语态,它表明,人来到这个世界并不是由谁决定的,它是非常偶然地发生的行为:没有人问你愿不愿意,你已经有了生命;来不及问一声为什么,命运的鞭子已驱赶你上路了。所以,“被抛”就是“过客”人生状况的最为本质的言说。

  “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如果说,《古诗十九首》当中的这一表达,只是一种现象描述的话,《过客》则把鲁迅的悲剧性人生体验表达到了极致。客问:“你可知道前面是怎么一个所在么?”翁回答:“前面?前面,是坟。”多么无情,多么残酷,但这是真相,说出需要勇气,说出会令心头滴血,但鲁迅不想隐瞒。

 

  一同作于一九二五年的《死后》,比《过客》的完成晚了四个月零十天。这两篇作品,虽然文体有别,但是体现出思理表达的同一性和连续性,可以看作是姊妹篇。请看《死后》开首:

  “我梦见自己死在道路上。

  “这是那里,我怎么到这里来,怎么死的……”

  何其相似乃尔!死者向着自己的发问,表面上看和《过客》中提出的问题有别,事实上只是表述形式的不同,可以看出,死者“我”和生者“我”一样,关心的仍然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往何处去这样的老问题。

  鲁迅的回答仍然是我们熟悉的决绝否定:“这些事我全不明白。总之,待我自己知道已经死掉的时候,就已经死在那里了。”

  《过客》已然告诉我们,生注定是一场没有意义的徒劳,那么死果真如《列子》表达的那样,便是找到稳定的归所么?且看《死后》中的回答——

  “在我生存时,曾经玩笑地设想:假使一个人的死亡,只是运动神经的废灭,而知觉还在,那就比全死了更可怕。谁知道我的预想竟的中了”。接下来作者罗举了“我”遭遇到的一连串的不愉快:一辆独轮车从头边推过,“轧轧地叫得人心烦”;一只蚂蚁在脊梁上爬,使人“痒痒”;一只青蝇在脸面上又“走”又“舐”,简直把“我”的面庞当跑马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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