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五杀鞑靼”，决不仅是草民百姓饭后的谈资，在清末民初，这直接关系到能否“五族共和”，或直言，即关系到东北三省、内外蒙古、新疆、西藏能否一统于中国版图！

张永先生在《辛亥革命时期十八省建国思想及其后果》中记：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尽人皆知的中国同盟会誓词，但对这八个字的解释却历来并不清晰……人们往往把誓词理解为推翻满清政府，在旧政府原有的全部领土范围内建立新国家，但实际上这种理解并不准确。“驱除”并不等于“推翻”，当然也不是“灭绝”，“驱除鞑虏”自然是要把“鞑虏”驱赶到某个地方去，按照明朝开国的旧例，是把异族赶回其祖居之地，就是要把满族赶回满洲，如当年朱元璋把蒙族赶回蒙古草原，这里就含有分裂的意味；“恢复”自然是回到原来的情形，汉族被满清灭国前的情况，也就是明朝末年的汉族居住地区，大致相当于十八行省的范围，因此“恢复中华”主要是在这汉族聚居的十八行省范围恢复建立汉族国家（这个范围没有包括东三省、内外蒙古、新疆和西藏，只相当于当时中国领土的不到一半），而视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为可有可无之地……

在十八行省恢复建立汉族国家思想的第一个来源是中国的历史传统。孙中山一向以继承明太祖朱元璋的事业自勉，在1906年《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孙中山说到：“明太祖驱除蒙古，恢复中国，民族革命已经做成……这便是民族的国家、国民的国家、社会的国家皆得完全无缺的治理，这是我汉族四万万人最大的幸福了。”

1912年2月12日南北议和成功，清帝刚刚退位，孙中山就决定于15日在南京举行民国统一大典，亲率民国政府各部部长及右都尉以上将校参谒明孝陵，异常隆重地祭祀明太祖朱元璋，祭文中有：“从此中华民国完全统一，邦人诸友，享自由之幸福，永永无已，实维我高皇帝光复大义，有以牖启后人，成兹鸿业。文与全国同胞，至于今日，始敢告无罪于我高皇帝。”以共和国总统的身份，率领整个共和国政府，以如此规格祭祀一位封建王朝皇帝，其追怀崇敬之情可以想见，实际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就是来源于朱元璋讨元檄文中的“驱除胡虏，恢复中华”……

这客观上为日本黑龙会等国外侵华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也导致国内满、蒙、回、藏各族对革命充满疑惧因而产生离心倾向，这使得国家在辛亥革命过程中面临领土分裂和由此引发大规模民族仇杀的巨大危机。但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大多能够以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为重，终于使江浙一带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取代武汉军政府象征十八省汉族铁血团结的“十八星旗”成为中华民国国旗，标志着五族共和代替了狭隘的汉族立场被确立为国策……南北议和以清帝退位，将其主权及相应的疆域完整移交民国政府而完成，保持了主权和领土的连续性，使得五族共和真正得以实现，避免了国家分裂和大规模民族仇杀的灾难。

长期以来，鞑靼是北方少数民族的通称。因此，在当时，“驱除鞑虏”的口号给蒙古族的心理冲击不亚于满族。

据渤海寿臣的《辛亥革命始末记（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903页）所记之蒙古王公对伍廷芳――南北议和时起义各省外交总代表的质问，最足以反映这种疑惧心理：

共和国将仅以十八行省组织之乎？抑将合满蒙藏回共组织之乎？如诸君子欲合全国共谋组织，则满蒙藏回土宇辽阔，几占全国之大半。其人民习惯，只知有君主，不知何谓共和，更深惧诸君子少数专制之共和……即使诸君子所见不远，怀挟部落思想，谓我蒙古去之不足惜……则我蒙古最后之主张，未便为诸君子宣布。

1911年11月30日，外蒙古在俄国策动下，以库仑活佛哲布尊丹巴名义宣布独立，而后哲布尊丹巴称帝，中国官员被驱，汉族商民倍受虐待。

1912年1月3日，乌里雅苏台的札萨克图汉宣布独立，内蒙渐呈不稳。同年1月中旬，乎伦贝尔盟在沙俄策动下宣布独立，哲里木盟郡王乌泰也积极准备叛乱。月底，变乱蔓延至北京附近，在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等策动下，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等蒙古王公与日本订立密约，谋划叛乱，这是日本阴谋建立“伪满洲国” 的第一次尝试。

而在这一切一切的背后，史学家如此写下：

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对革命党的疑惧是由革命派长期的狭隘民族主义宣传和革命初期的暴烈行为造成的，虽然孙中山在1912年元旦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阐明了五族共和的国策，1月28日还特别致电劝慰正在策划叛乱的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等蒙古王公，其中甚至有“汉、蒙本属同种” 的亲切表示。但是，“驱除鞑虏”载在誓词，“八月十五杀鞑子”言犹在耳，一纸宣言、几封电报怎能化解多年形成的隔阂。

前缘后果，因果互应，这就是血淋淋的“八月十五杀鞑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