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小平：在瑞典，诗人的生存现状如何?诗歌处于何种地位?

　　李笠：在瑞典，诗人很穷，像特朗斯特罗姆这样的大诗人也很穷，只住在两室一厅的公寓楼里。但诗歌地位比所有的权和利都高。一个政治家，一个畅销书作家，一个诺贝尔奖评委委员都梦想成为特朗斯特罗姆这样的诗人。因为他们相信诗是语言最高的形式，人都想诗意地栖居。

　　傅小平：其实，中国的不少官员和商人，也热衷于写诗。而且有不少很珍视自己的诗人身份。因为他们特殊的社会地位，他们也比较容易在诗歌界折腾出一些声响。这一点，是那些挣扎在社会底层的诗歌写作者力所不及的。当然，也有一些已经成名的诗人，后期转向了绘画或经商。他们在精神和物质之间游离，有的已经放弃写作，有的偶尔写几首，创作状态也大不如前。

　　李笠：这是独特的中国现象，也是我们身临其境的时代的产物。作为多元文化，这是一个好现象，它毕竟在为边缘化、无人问津的诗歌鸣锣开道，为永远不再的唐诗鸣冤叫屈。

　　傅小平：你曾提到过神秘是诗歌的前提，这和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追求一脉相承。不过，往往越是神秘的东西，越难以捉摸、不可接近。因为难懂，难免会错失很大一部分读者。

　　李笠：诗人只为心灵歌唱，为自己的感受负责。他不该为读者的多少担心。

　　傅小平：不过，有一些诗人写诗，有意让人看不懂。好像只有让人看不懂，才是好诗。当然，另一种倾向是，有意让人看得太懂，以至都没法叫人确信那也是诗歌。比如，前些年流行的下半身、口水诗写作，目前国内闹得沸沸扬扬的是“羊羔体”、“梨花体”等诗歌样式。你怎么看?

　　李笠：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但总有一些鸟，让人肃然起敬，比如夜莺。

　　傅小平：说到这些现象，其实离不开一个大背景。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诗人的理想主义情怀逐渐湮灭。读了你批评杨炼和北岛的文章后，感觉你很看重诗人的良知，还有他们独立的精神和勇于担当的情怀。你认为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式的诗人吗?怎么理解，诗歌写作中的知识分子精神?

　　李笠：我认为良知是人格的一部分，是一个大诗人不可缺少的品质。所谓诗歌中的知识分子精神就是直面现实，敢说敢言的精神。中国诗歌需要这种坦荡尖锐具有批判性的元素。

　　傅小平：说到这里，我想了解一下诗歌教育在瑞典是怎样一个情况?在我们国内，你或许也有所了解，诗歌教育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而且严重落后于诗歌写作的发展步伐。就拿入选中小学教材的诗歌来说，基本上还停留在朦胧诗的阶段。你认为诗歌教育对于培养国民素质等方面有何重要性?

　　李笠：瑞典和其他北欧国家是世界平均人口阅读诗歌最多的国家。诗歌的当下性注定了诗歌的重要性。在我看来，诗让人体会语言的力量，人作为个体存在的美妙和丰富，而诗歌教育则是一个人通往优雅高贵之路的林间小路。

　　傅小平：说实际一点，诗歌教育或许培养了一批爱诗懂诗的读者，他们反过来影响了诗人的诗歌创作。

　　李笠：的确是这样，在欧洲，一般读者读诗歌的水平和修养，比诗人还高。中国教授一般不看现代诗;欧洲一流的人才写小说，写诗歌，写不好的，就写评论，当教授。欧洲诗人，用第一人称，写生命的感受的传递，有直接的撞击力与裸露性。诗歌中最好的，是隐喻，语言的精当。

　　译者是改写者，又是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