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暴骸满野的情形，从隋末唐初一直延续到安史之乱以后，既普遍，又难根绝，直令官方大伤其脑筋，故唐朝历代都有诏书敕令地方官加以处理。《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唐纪》贞观二年条云：
夏四月，己卯，诏以隋末乱离，因之饥馑，暴骸满野，伤人心目，宜今所在官司收瘗。
事实上．自唐高祖始，这种官司收瘗的诏令就经常下达。
武德二年(619)九月，唐高祖颁《收葬道建诏》，其诏略云：自隋室不纲，政刑荒废，戍役繁重，师旅荐兴。元元无辜，堕于涂炭，转死沟壑，暴骨中原。宗党沦亡，邑居散逸，坟垅靡托，茔魂无归。朕受命君临，为民父母。(中略念兹道瑾，义先吊恤，虽复令已颁下，并遣葬埋，犹恐吏不存心，收瘗未尽。宜令州县官司，所在巡行，掩骼埋凿，必令周悉。
贞观兀年(627)四月，太宗颁《收埋骸骨诏》，其诏略云：隋远将近，群凶鼎沸，干戈不息，饥馑相仍，流血成川，骨骸满野。朕往因军旅，周览川原，每所临视，用伤心虑。自祗膺命，义切哀矜，虽道谢姬文，而情深掩骼。诸色骸骨暴露者，宜令所在官司，收敛埋瘗，称朕意焉此即前引《资治通鉴》所引之诏文。
贞观网年(630)九月，太宗叉颁《收埋突厥骸骨诏》，...3其文略云：
但有骸骨之所，酒脯致祭，速为埋瘗。
明年，太宗又颁《令诸州0削京观诏》，其诏略云：
甲兵之设，事不获己，义在止戈，期于去杀。(中略)锋刃之下，血流漂杵，尸若乱麻，......露骸封土，多崇京观，徒见安忍之心，未宏掩骼之礼。静言念此，悯叹良深。但是诸州，有京观处，无问新旧．加土为坟，掩蔽枯朽，勿令暴露．仍以酒脯致奠焉。
贞观十九年(645)四月，太宗又下《收瘗征辽士卒诏》，其诏略云：
骸骨相望，遍于原野，良可哀叹!掩骸之义，仰惟先
典，其令并收葬之。
以上是唐朝的两位开国皇帝对暴骸于野的态度。窃以为这种状况历近百年之岁月，似应有所改观，殊不知情况并无多大起色，就是到了盛唐，这种敕令掩埋骸骨的诏书，仍时有闻焉。兹略叙举如次。
唐玄宗有《收瘗吐蕃战没人诏》，其诏略云：
积髓暴露。润革涂原，其吐蕃战死人等。宜令所在州县，速於瘗埋。
唐玄宗还有《赐兵士葬祭诏》，纠其诏略云：
自开元元年(713)以来，诸军兵士，殒殁骸骨，不归坟垅者，宜令军使，为造棺递送本贯，委州县府助其埋殡。河曲陇外．往岁战场......亦委期方、陇右河西节度使，聚敛骸骨，就高燥处同葬，祭以酒脯，高大筑坟，使久远标识。
自武德初至开兀年问，唐立国已近百年，可遗骸满野的问题却一直没有解决。由此亦说明，有唐一代人死之后，抛骨于荒野．是个遍及全国屡治不爽的大问题，成了社会痼疾。由于久暴掩，这种丢弃不埋的现象或许已成为一种遍及全国的"陋俗恶习"，足令官方头痛而志在必改。这在我们读唐玄宗于天宝元年(742)三月的《令葬埋暴骨诏》"50时，就发现这种担心竞成了不争的事实。其诏文略云：
移风易俗，王化之大猷，掩骼埋瘗，时令之通典。如闻江左百姓之间，或家遭疚疫，因此致死，皆弃之中野，无复安葬。情理都阀，一至于斯!习以为常，乃成其弊。自今已后。宜委郡县长官严加诫约，俾其知禁，勿使更然。其先未葬者，即勒本家收葬；如或无亲族及行客身亡者，仰所在封邻，共相埋瘗。无令暴露，庶协礼经。诸道有如同此者．亦宜准此。
读到这里．我们才有地理解了。原来江左一带在唐玄宗时代，人死弃之中野，竟是一种"习俗"，这种习俗．是因"习以为常．乃成其弊"的，所以李白能够着力地为死去的友人安葬，并按礼法处之(即先殡先葬)，当然是十分讲义气的了。吴指南死时，李白手头还很宽敞。"不一年，散金三十万"，可能其间也包括了将吴指南"权殡于湖侧"的开销。数年之后，李白手头已经不那么宽绰了，是靠了"丐贷"才将吴指南葬于鄂城之东的，这表明李白与友人交，有始有终，很具责任感，所以李白不论走到哪里．他的朋友总足遍天下。
李白对吴指南是先殡后葬。那么什么是殡呢?据《说文解字注》四篇下，"殡"字段玉裁注云："所谓殡也，在西阶，故檀弓日：'殡于客位。'又日：'周人殡于西阶之上，宾之也。'释名亦日：'于西壁下涂之，日殡。殡，宾也。宾客遇之，言稍远也。'此去葬期尚远。"由上述释文知，李白对吴指南的殡葬，是合乎中国古代的传统凶礼之仪的。说李白用的是西域胡人的葬仪，看来毫尢根据。
李白大约在二十八岁时，从安陆游江夏，叉来到洞庭湖边，舰吴尸骨，发现其"筋骨尚在．自雪泣持州，躬身洗削，裹骨徒步，负之而趋"。最后移葬在湖北省鄂城之东。当时，吴的尸肉尚未烂尽，李白要移地而葬，如果带着腐肉运移，其臭难闻，是很不方便的。所以．他要对骸骨进行清理，然后再运移。唐玄宗的《赐兵士葬祭诏》中说，对"诸军兵士，殒殁骸骨，不归坟垅者，宜令军使，为造棺递送本贯，委州县府，助其埋瘗"。这期问对尸骨的运移，是否也作"洗削"，诏文中未作说明，似也无稽可考，但像李白这样"躬身洗削，裹骨徒步"的运骸者，大约也不是没有来由的。但我认为，李白的作法，并未超过常态，仍是传统凶礼之葬法所必须，根本谈不上借用了西域胡人之葬风。不过，李白的刳骨而葬，也不是没有出处。据《墨子闲诂》卷六《节葬下》第二十五云："楚之南有炎人国者，其亲戚死，朽其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乃成为孝子。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埔上谓之登遗，然后成为孝子。"墨子距李白之世，已经过去一千多年，楚之南炎人国的葬俗是否已传到了楚国故地，并为楚人所实行，殊难考知。此段记述，也见于《列子·汤问篇》，文字仪略有差异。《墨子》记述中之"朽其肉，向弃之"句下，有注云：《列子》"朽"作"巧"，《太平广凸引作"刽"。诒让按，《御览》七百九十引《博物志》，亦作"刳"。《列子》释文云："乃本作局，音寡，剔肉也。别人肉，置其骨也。"《墨子》和《列子》中记述的葬法，是否已传到了楚地，并为唐所保留，现已很难辨析了。李白偕同吴指南曾游苍梧，是否听闻过其事，也很难辨析。不过，李白处理吴指南尸骨事和炎人国的记述，竞如此地相似，绝非偶然。故窃以为，经过一千多年的演变，楚人接受南邻炎人国的丧俗，当足可能的。中华民族和周边各兄弟民族的融合，除了语言的融合，最突出最重要的融合，就是文化的融合，如习俗的融合了。所以此亦可称之为"移风易俗"。如是，李白之葬吴指南法，或仍然属于中华古国楚人的丧俗之一，而和西域胡人(也包手舌"秦之西的仪渠国"人)的火葬法，了无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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