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牛仙客本人又如何呢?《旧唐书》卷一三《牛仙客传》云:"牛仙客,泾卅鹑觚人也。初为县小吏,县令傅文静甚重之。文静后为陇右营阳使,引仙客参预其事,遂以军功累转洮州司马。开元初......以仙客为判官,甚委信之。时又有判官宋贞,与仙客俱为腹心之仟。......俄而萧嵩代君奠为河西节度,叉以军政委于仙客。仙客清勤小倦,接待上下,必以诫信。及嵩人知政事,数称荐之。稍迁太仆少卿,判凉州别驾事,仍知节度留后事。竟代嵩为河西节度使,判凉州事。开元二十四年(736)秋,代信安王帏为朔力行军大总管,右散骑常侍崔希逸代仙客知河西节度事。初,仙客在河西节度时,省用所积钜万,希逸以其事奏闻,上令刑部员外郎张利贞驰往覆视之。仙客所积仓库盈满,器械精劲,皆如希逸之状。上大悦,以仙客为尚书。中书令张九龄执奏以为不可,乃加实封二百户。其年十一月,九龄罢知政事,遂以仙客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仍知门下事。时有监察御史周子谅窃言于御史大夫李适之日:'牛仙客不才,滥登相位,大夫国之懿亲,岂得坐观其事?'适之遽奏子谅之言,上大怒,廷诘之,子谅辞穷,于朝堂决配流漳州,行至蓝田而死。(据《旧唐书-李林甫传》,"监察御史因子谅言仙客非宰相器,玄宗怒而杀之。林甫言子谅本九龄引用,乃贬九龄为荆州刺史。--足见玄宗对小吏出身的十仙客深为器重)仙客既登相位,独善其身,唯诺而已。所有锡赉,皆缄封不启。......"在一般情况下,皇权和政治机器中的官僚机构,也可能是个同义语。但在实际上,皇权和官僚机构在同一运行系统中,有时并不同步。或换句话说,"朕"和诸大臣之间并不总能达成共识。像拔擢牛仙客一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皇权和官僚机构之间的这种偶尔出现的矛盾或对峙,正是皇权发射出权威力量的时刻,周子谅就死在这种权威的利爪下。皇权在指陈某大臣不听"朕"的话时,实际上是有时将这种分野故意扩大,以显示皇权的神威。反之,有时皇权也要显示一下自己的"兼听则明",那不过是在无关痛痒的一些小事上由皇权做出的让步而已。
由上述关于牛仙客升迁的引述可知,牛仙客初为小吏时,县令傅文静对这忙小吏却"甚重之"。如果按照世俗的观点,傅文静亦视小吏为草芥的话,那么牛仙客的官运就不会降临得这样怏。恰恰相反.傅文静的晋升也给丁牛仙客这位部下以晋升的机会。牛仙客由于有了充分展现自己杰出管理能的机会,才有可能脱颖而出,也才得以步步高升,最后荣登相位的宝座。牛仙客的圆滑还住于,自从他登上相位之后,他就不再有建树,也不再进言而是"唯诺而已","百司所有咨决,仙客日,'但依令式可也',不敢措手裁决。"当然这又是他保官位、护乌纱帽的一种手段。牛仙客的本领和李太白的才能,各属一宗。牛仙客既作不了李白的寺.李白也做不了牛仙客式的官。李白豪爽坦荡.牛仙客城府在胸。所以,笔者认为,即使李白遇到像傅文静那样开明的提携者,李白也仍然只能足李白,他仍不可能沿小吏之途晋升到高位。李白绝对不足个能够忍辱负重的人,小吏之路对他根本不存任何希望:牛仙客和李白是同时代的人,他又比李白年长.他的晋升李白肯定看得很清楚,无奈命里注定李白要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诗人,而不是什么刺史、节度使、中书令之类。牛仙客的政治生涯正好跨越了开元前后,这说明在李白微时,募为小吏者晋升的机会和实际得到晋升的人都不会太少。李白无疑从中得到过鼓舞,不然他是不会应募为县小吏的。这位牛仙客无疑是有唐一代小吏出身晋升至高位者巾最杰出的一个实例。故此,亦可知人们以"小吏之卑贱"来推知李白一生曾因"应募为县小吏而终生受其累"的结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牛仙客居相位后的第二年,"特封豳国公,赠其父意为礼部尚书,祖会为泾州刺史"。真是一人得势,鸡犬升天。天宝元乍(742).改易官名.牛仙客拜左相,尚书如故。是年七月,死在任上,算是善终。牛仙客死后,唐玄宗封牛仙客本人为邻国公,连他的妻子(是当年为小吏时娶的拙荆发妻么?),电受封为邻国夫人。如今,两篇封制文还保存在《伞唐艾》的孙逖卷中。唐玄宗不因牛仙客为小史之出身而看不起他,相反存玄宗而前进行挑唆的周子谅还被流放而死。这说明了,小吏出身绝非升迁的障碍。而作为起身小吏的牛仙客位极人臣,攀上高位,也许正由于这一点而使应募小吏的人倍受鼓舞。
现在,我们跨越时空再说得远一点。李白于开元二十二年(734)曾谒见韩朝宗,是为张嘉贞所推荐,而张嘉贞同张说不和李白的朋友崔宗之即为韩朝宗所推荐,李白同崔宗之过从甚密,多有噌答,也是人所共知。李白赴太原时,太原尹崔隐甫曾和字文融、李林甫一起弹劫张蜕,使之罢相。李白在待诏翰林后被罢.据说,因是被张说的儿子张珀所谗。张珀所上的谗言,其内容是什么,现已无从查考,但似和高力士与杨贵妃之说项无关。是不是拥出了李白当年曾"募县小吏"的事了呢?现只能存疑,待考。但所谓谗言,一定不足什么好话,所提也绝不是么光明磊落之事,而且也属于"非罪"之列,是听之可以罢官.不听则自破的"罪状"。李白晚年的密友崔成甫等人,都属韩朝宗一派,李白可能也被视为韩派的人。不过韩朝宗似乎并未大力推荐李白。李白上书后,就没有了下文。李白诗《襄阳歌》(卷七)有暗讥之意可证。崔成甫的父亲崔沔也和张说、张九龄不协。故依此推知,李白被人所攻讦,也许和他早年"募小吏"有关,也许亦无关,只不过史家未传录罢了。
由上述可知,李白的交游之友,都是张说、张九龄的对立面,李白在政治上受压,没有更多的机遇,大概与此不无关系。李白虽然和张说一派不协,但并不影响他的诗作和张说的诗有些干系。如李白的《秋浦歌》(卷八)其六,有云:"如剡具,风日似长沙";这和张说的《岳州作》中的"山川临洞穴,风望长沙"句,肯定脉宗相系。从本质上说,李冉是个襟胸坦荡的人,他似乎并未参加门系宗党之争,但这并不能避免使他受其害,越是正人君子,越会遭到小人的谗言和排挤。--古今概莫能外,此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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