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据《新唐书》卷四十五《选举志》云："唐取人之路盖多矣!方其盛时，著于令者，纳课品子万人，诸馆及州县学六万三七十人，太史历生十人，太医药童、针睨诸十二郎八百监门直长三万九千四、副府录事、府、人，校尉三千五百六十四人，执仗、执乘每府三十二人，亲事、帐内万人，集贤院御书手百人．史馆典书、楷书四十一人，尚药童三十人，诸台、省、寺、监、军、卫、坊、府之胥吏六千余人。凡此者，皆人官之门户，而诸司主录已成官及州县佐史未叙者，不在焉至于诤选，"该书叉云："其制不一。凡流外，兵部、礼部举人，郎官得自主之，谓之'小选'。关于胥吏(小吏)可晋升人仕，《通典》亦有记载。据《通典·选举六》记五："我开元、天宝之中，一岁贡举，儿有数千，资、武功、艺术、胥吏，众名杂目，百户千途人为仕者，又不可胜纪。比于汉代，且增数十百倍。"由此可见，由流外入仕者，在开元、天宝年间，比明经、贡举人仕者多得多。

 

这种情况自然会引起某些人的不安。开元十七年(729)，"丙辰，国子祭酒杨砀上言，咀为：省司奏限天下明经、进士及第，每年小过百人。窃见流外出身，每岁二千余人，而明经、进士不能居其什一则是服勤道业之士，不如胥吏之得仕也。臣恐儒风浸坠，廉耻日衰。若以出身人太多，则应诸色裁损，小应独抑明经、进士也。"《通鉴》上的这段话基本上是引自《通典》卷第十七《选举五》，国子祭酒杨砀称，"臣恐三千学徒，虚费官禀。""实际上杂色人流者一直比科举人仕者多，乃源自空员的需求量大的原故。所以，遍布于各州府县衙中的胥吏(小吏)，虽身分低微，对当叫出身自民间底层(布衣)的某些平民求仕者而言，仍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晋身出路，因此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杨弱上奏言的时间是丌元十七年(729)，彼时李白已经29岁，而杨弱上言的事情正足开元十七年前的那些年间的事，而彼时恰恰是李A的儿少时代。事实足．有唐一代的选仕之路，由来久矣，并非仅开元、天宝年问如此。如前所述，早在唐初时代，就已经这样做了。唐高宗显庆年问(656～661)，黄门侍郎刘祥道，也曾针对流外入仕者太多之弊，上奏章建言说："杂色人请与明经、进士通充人流之数，以三分论，每二分取自明经、进士，一分取杂色人。在实际晋升和擢员中，"尚书省二十四司及门下、中书主事等，比来选补，皆取旧任流外有刀笔之人。"531也就是说，流外官如胥吏(小吏)，若在刀笔上有些功夫，一定会晋升得很快。是故，刘祥道认为，"多用胥吏之人，恐未尽铨衡之珲。"他上言高宗云："请降进止，稍清其选。"但不管怎么论述．这些人的上言，都没有堵塞小吏(胥吏)的晋升之路。对流外的胥吏(小吏)而言，的确比科考人仕存在着更多的晋身机会。只不过路途太遥远，时间太漫长，而且晋升到高官的机会也不多，一般仅为中下层官吏而己。故当代学者刘虹先生认为，"唐代科举虽极受寒士重视，但由于科举人数的限制，科举出身人仕的，在中下级官员中所占的比重很小。开元二十一年(733)。官自三师以下其一万七千六百八十六员。这些官员如果全部由科举及第者来补充。按照岛宗时刘道祥所说的在职官员三十年略尽'计算．每年需六百人，而从神龙元年到开元二十九年(705～741)的三十六年间，进士及第者总共不超过九百人，平均每年只有二十五人。明经及第者每年也不过百人左右。明经、进士两科相加，最多也只能满足所需人数的三分之一。因此，各级官吏主要仍需由流外入仕来补充。"惭]流外人官的优势，引起了某些欲入仕者们内心界的惊慌，这无疑对科考是一个冲击和考验。《通典》卷第十七《选举五》，引国子祭酒杨肠丌元十七年(729)三月的上言云："臣窃见入仕杂色出身，每岁向二千余人，方于明经、进上，多十余倍，自然服勤道业之士不及胥吏，......陛下设学校务以劝进之，有司为限约务以黜退之，臣之微诫，实所末晓。今监司课试，十已退其八九......""科考入仕，"考功及第，十又不收一二"，小寒士们于绝望之际，大量退学。这当然不能不让杨砀惊呼了。那么这些退学的小寒士们都到哪里去了呢?《通典》上虽没说，可也不言白明。笔者以为，这些退学者，将有很大一部分大概当小吏(胥吏)去了。因为当小吏(胥吏)，比之寒窗苦读进而科考入仕之路便捷得多。此大概绝非笔者之臆测。面对每年只能考取约二十五人的狭窄的入仕通道，为什么不会有更多的人寻求他径，即寄希望于"尝为邑小吏"呢?说到这里，李白"尝为邑小吏"以及"微时募县小吏"的举措，恐怕已不言自明了。

 

科举是唐代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政府对所举送的参试者，都有严格的要求。唐律规定，有三种人不能参加科举。其一为曾经触犯过大唐法令的人；其二为工商子弟；其三为州县小吏。凡贡举非其人者，校试不以实者，不仅要免除非才者的荣升机会，还要处罚贡举者。这里顺便指出，为什么唐时限定小吏不能参加科考呢?我以为，主要的原因是，"机会均等"，或者说"各走各的路"。一旦选准走小吏之路，当然不能再入学，再推举去参加贡举考试了。这样，对于科考者或许可以说更公平些。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