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记忆之一——回乡

文/祖武
 

　　再平凡的人生，都会有几段令自己难忘的岁月。尽管我有过艺术上的求索，有过事业上的积累，也有社会对自己的认可，但这些都应该是果丶而非因。我三十岁以前的人生，大体应该是以后生存状态之因。特别是18岁至28岁的十年——人生的芳华之年、黄金之年——我真正是在苦心志、劳筋骨、磨性情、识物我的过程中渡过的。

　　我如今已是耄耋之年，自觉曾经健壮的身躯一天天枯萎;曾经敏捷的身手一天天不听使唤;曾经不惧疾病的身体变得弱不经风。这不?昨日开着的窗户一阵賊风进来，按習惯不理它，今天便各骨各卯全都疼痛难忍。只有思想还运行着，十分活跃。看到的事物、想到的事情、昨日的回忆、今天的遭遇、明朝的打算，无时无刻不在脑际迴环，还会连带着思考、分析、研究、处理。于是便想，我青春十年太有意思了，今天的青年——我的孙子、重孙辈们——根本不可能再有那样的境遇，趁还不糊塗把它们写下来，将来他们看到，怕不仅仅是感叹唏嘘一凡了事吧。于是，當疫情再次为我的身心按下暂停键时，一杯清茶、一盏孤灯便伴我重回青春年少的时光。

囬乡

　　57年我考入兰州一中，58年反右斗争后期，父亲由省教育厅退职与母亲一起返回故里。在学校，由于我在音乐方面的秉賦，初二便担任学生会文体部长。冬季课间操，全校一千五百学生在大操场一、三、五跑步，二、四、六由我教歌，我的嘴里先冒一股热气，一千五百张嘴同时再冒一股白气，场面十分壮观。初中毕业犹豫着是去兵团文工团，还是上艺术学院?结果还是上了高中。六二年夏季，兰州号召城市人口下乡，我在上山下乡计划之列。由于父母刚在农村渡过了最难熬的五八、九年，我便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卷起铺盖返乡当农民，去尽人子之孝，赡养父母。

　　路旁的马莲花摇拽着淡蓝色的花朵、蒲公英晃悠着她圆圆的脸庞在欢迎我。转过红土咀的弯，远远望着多嘉庄半山上上书房的白影壁，不似以往每次放假回来那般激动，却有着落叶归根的踏实感。高二学历的我这时己遍读了汉魏六朝至唐宋诸多大家的辞賦记说等散文，那些宦海沉浮，厌倦仕途的文人出世思想我是十分欣赏的。岂料我这黄口稚子，尚未入世，即已出世了，未免早了些，我自嘲地笑起来。管他呢，条条大路通长安!不识人间嗞味的小毛孩无所畏惧地大踏步走着，抖了抖肩上扛着的行李加快了脚步，爸妈望眼欲穿地等我着呢。

　　打小我的身份应该是公子吧。兄妹五人我居最小，我出生时，父亲是天师校长;小学时，父亲任天水市副市长;初中时，父亲在省教育厅任处长。衣食无忧，无羁自由地长到十一岁，随父母来到兰州。紧接着便是肃反运动。父亲被隔离在教育厅自已的房间里反省交待问题。我每天放学后去给爸爸送飯。有一天爸爸对着我号淘大哭，说“狗狗，爸爸我不得活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对“政治”这个词感到无名的恐惧。后来父亲获得不予起诉书，得以解除隔离。等我十八岁下乡时，思想上是单纯的，态度上是积极的，意志力尚未形成，世界观也在懵懂之中，体格因刚经历了挨饿的年代，也是十分虚弱的。

　　永远不会忘记我第一次上工。那天是去垂直距离三公里的山梁顶上割苜蓿，全队男劳力都出动了。第一次用右手握着镰刀割田禾，对于左撇子的我来说是何等的不易啊。在学校打篮球踢足球，因为是左撇子而倍受青睐，现在却要付出代价了。一时间手上的细皮嫩肉被镰刀割的、被苜蓿茬戳的无数伤口。我的第一次劳动收获，那一梱苜蓿血糊拉茬;第一次的劳动不仅流了汗，还流了血。然后每人打背好自已割的苜蓿，背回场里过秤记工分。我当然不会打背了，比我大一岁的爽球子帮我铺绳，摞草，然后把绳子穿进木圈，让我背靠草捆坐下，把两个绳头在草梱上一穿，让我把双肩头蹭进绳中，我的身体便牢牢地和苜蓿捆结合在了一起。然后由坐变跪，再变单腿跪，趁全部重量压在弓起的那条腿上时，后腿便也直立起来，抖一下，试试偏正，便走了。这个打背技术是农村生活中最常用的技术，也是劳动者与非劳动者之间的第一区别。下山的路是这样的艰难。其他人都背着山一样的草捆，一步一幌地顺着蜿蜒的小路，如一条蛟龙游向山下。这捆苜蓿是此生第一次压在我身上的重负。我清醒地意识到，从此我的人生开始有了责任。我艰难的挪动着脚步，不一会儿便落在了所有人的后面。每个人超过我时，我都会不自禁地羞红脸颊。而这时那两条深深勒进双肩肉里的扎绳却咬噬着我的嫩肉，我只能忍着疼痛用衣袖不停地擦拭脸上不断涌出的大滴汗珠。不到一半路，我便背不动了，终于“啊”地一声，把草捆扔在路上，狼狈地坐在上面喘气。而后面超我的大哥大叔们跟本沒人停下来顾我，还有人说：“你咋把路挡住了啥!”

　　我坐在草捆上喘息，想了很多。我在城市里长大到十八岁，不辨禾黍，不识轻重，今天第一次尝到了劳动的辛苦，感到了求生的不易，但却沒有产生一絲一毫退却的念头。现在想来其原因有二：一是当时的境况是沒有退路可言的，虽然你的本事还没有，但你的身份已经是农民了。二是我自小出人头地的事件不少，七八岁时在市政府后院广播站马信叔叔抱着我在天水市有线广播上唱歌使我产生了朦胧的优越感;十二岁在兰州饭店指挥少年合唱团，苏联专家对着我竖起大拇指说“噢青哈拉烧!”(很好);兰州一中冬季二、四、六课间操一千五百同学听我号令唱歌，这些经历萌芽了我不服输的秉性。于是又把双肩蹭进绳中，艰难地背起苜蓿，下决心似的原地抖了两下，开始往山下移动。等背到场里，人家都早已回家，过秤的人啃着馍从家里出来，一隻手就提起我的苜蓿捆，一面报着我第一次的劳动成绩“六十斤!”一面挖苦我：“洋学生，完周哩!”我羞愧地訕笑着。挣十分工的全劳力背回来的苜蓿都在一百斤以上，还有一百六十斤的少年。而这六十斤己让我腰酸背疼，双腿发抖。只有父亲看着我的狼狈相安慰我说：“不要急，慢慢来。没有过不去的坎。你又正在长身体长力气，力拉顺就好了。”妈妈为我第一次上工撖了顿长面，我呼哧呼哧呑下了两大碗。

　　这是我们家的祖宅，建于清道光年间，完整的四合院。南北正、倒厅各三间木雕花板四槛门窗的主房，东西各五间带迴廊明柱的托件房。相传祖上武举，因功名而建此。父亲以上三辈均为痒生，以设馆教书为生，所以后花园有后书房，村里有上书房。曾祖为南路山长(督学)，祖父李䜣之七岁能賦诗，县誌誉为神童，民国十九年逝世于亦谓学校校长职位上。父亲李赞亭毕业于北京国立艺专，先后在武汉、南京、西安、兰州、敦煌等地供职。曾经是敦煌国立艺术研究所最早的创始人之一。解放时父亲任天师校长，五O年选为天水市副市长，五三年调往省教育厅，至五八年，六年间中国政治历经肃反、反右大局，像他这样在旧社会干了半辈子的优秀人士，自然也是最麻烦的人了。五八年沒遣他去夹边沟而放他退职返里，无异于告老还乡，父亲求之不得。母系更其显赫，我的外祖父是岷县有名的尹进士，作过榆林知府，母亲是知府家的千金。在兰州接受妇女培训时与父亲结识，当时父亲元配曹氏在生我大哥祖育时新逝。父亲迁往南京谋职，母亲由洮河边千里追寻，其间被鲁大昌劫获，历经坎坷，才得相会。其后生了我们兄姊五人中的四人。接受过良好传统教育的女性，都会秉承家教，随夫荣辱。母亲跟着父亲由南京、西安、兰州，然后天水农村。由读书求学手握筆杆到学会缝补，学会烹饪，直到成为农村妇女，养猪养鸡，时而天堂，时而地獄，母亲一直都是笑着着面对。父亲种着队里的四畝棉花试验田，伟岸的身躯，背着的手里提着我给做的折叠板櫈在村道上走过，村民无论长幼，都会老远地的站下给父亲行礼，而父亲则也会从容儒雅地一一给乡亲们打招呼。他们什么样的福沒有享过?他们什么样的苦却都能吃得了。我回到有如此父母的家庭里来，有一种强烈的归宿感。免却了无数下乡知识青年最难熬的离开熟悉的社会环境所产生的孤独与迷茫，比之他们，我是何等幸运。我回来与父母相依为命，爸妈十分高兴。只是半夜经常会被他们此起彼伏的叹气声所惊醒。睡梦中不经意的叹息实在是他们一生坎坷，所走过的险路一直困扰着他们，担心何时再会有这样的凶险而下意识的泄露。此乃当时无数旧知识分子状况的管窥吧。

　　我的农民生涯就这样开始了。每天东方微熹便会被生产队长登高唤醒。我们村一条沟，两道川，两座山，三道湾的一千多畝土地上从此将留下我耕耘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