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谈到“秦”、“秦文化”，人们最熟悉的一句话为《史记·屈原列传》中所载屈原谏阻怀王赴武关之会时所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大体相同的话又见于《楚世家》)。因为屈原是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的《离骚》等作品古代好文之士没有不读的，关于他的生平也为人所熟知。战国之时有远见的政治家、思想家如孟轲等都主张国家统一，屈原也是主张全国统一的，只是他希望由楚国来完成这个历史重任。当时有统一全国的条件的只有齐、楚、秦三国，因为只有这三国处周边地带，有发展余地，有强大的后方作为军事支持；而其中势力最强、发展最迅速的是秦国。故屈原一方面主张“联齐抗秦”，以争取时间与机会，同时策划了东南灭越，又主张西南用兵且兰、夜郎、滇池之地，以先统一南方再向北平定韩、赵、魏，然后平定秦、齐二国。屈原的政治主张是进步的，他的悲剧的形成同秦国用了反间计有关，作为楚国上层人物的郑袖、靳尚、上官大夫出于私利而不顾国家利益应该受到谴责。但从秦国统一全国的方略上来说，秦国的策略无可厚非。

　　秦文化在列国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受儒家文化影响小，宗法观念淡薄，而法制观念强。《荀子·强国篇》中载荀况谈到在秦国所见，关于民风，说是“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无淫秽语)，其服不佻(没有奇装异服)，其畏有司而顺”；说到吏治，是“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不恶劣为非)”；说到朝中大夫，是“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拉关系)，不朋党(不结小集团)”；其朝廷，“听决百事不留(不积压)”。荀况是战国末年杰出的思想家，所言应属可靠。在两千多年前有这样的政治、吏治与社会状况，不能不令人惊叹。分析起来，有两点值得关注：

　　一、强调法制，“轻罪重刑”。如《商君书·说民》所说：“故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由至矣”(采取轻罪重刑的办法，人就不会犯小罪，犯重罪的人也就不会产生)。这在七国之中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国历史上是也罕见的。因为这不是就某一个官或某一个地方而言，而是就从京城到郡县、从卿大夫到普通百姓全国的普遍情况而言。

　　二、任官授爵不给宗族以特例，而用“唯贤唯能”的方针。所以朝廷中从秦穆公到秦惠王，客卿而至高位、先后掌大权、掌实权的人很多。春秋之时，百里奚曾为奴隶，蹇叔亦非宗族，而俱为相；公孙支先游晋，后归秦，秦穆公“师事之”；由余为戎人，用为上卿。战国之时，主持了变法的商鞅本为卫之庶公子；张仪本为魏氏馀子，先至赵投苏秦，未如愿而入秦；司马错，《史记·六国年表》《白起传》俱称“客卿错”；陈轸，夏人，先在楚主张联齐抗秦，后至秦，秦亦不计前嫌而重用之；甘茂，下蔡人，先事下蔡史举，后因张仪而留秦；范雎，先事魏之中大夫须贾，被疑而受笞，雎装死后被置厕中，出而后改名，藏于秦使者的车中入于秦，可谓至贱，而竟为相。这些人也是或相于秦，或至决策之位，或领重兵，都可谓功劳卓著。

　　以上这两点可以说已具有近代政治的理念。秦并六国之后没有大封子侄同姓为诸侯，而采用郡县制，并非偶然，这是秦国传统治国理念的自然延伸与发展。西汉前期采取封同姓诸侯的办法，这是在秦国政治格局上的后退，后终引起七国之乱，最终还是回到郡县制上来，而此前有远见的政治家晁错已因此送了命，贾谊也因大才难展抑郁而死。此后郡县制两千多年中再未改变。所以清末学者孙楷(湘潭人)著《秦会要》一书，其《序》中言：“虽立法过峻，当世或苦之，莫便其行，而自汉以来，相沿袭，群以为治天下之具，无外于此。”

　　而追溯秦国这种政体与文化传统的根源，也有两点：一是秦人之祖皋陶(也即大业)作为尧舜的臣子，担任大理的职务，作五刑，治狱断案，以明察著于史。其子伯翳(伯益)是治理部族的能手。《国语·郑语》中说：“嬴，伯翳之后也。”“伯翳能议百物，以佐舜者也。”《史记·秦本纪》记载：“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是说伯翳统领那些以鸟为图腾和一些以兽为图腾的部族，各部族都听从其管理。

　　二是与秦人在陇坻以西所形成的文化传统有关。《汉书·地理志》说天水、陇西一带“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说明此地人团体观念、协作精神强。直至西汉之时这一带仍“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也反映了这种传统风气。

　　总之，是陇南、天水一带的山水田野与文化滋养了秦人，使其形成坚毅顽强的精神与质朴、严谨、守法的作风，从而逐步发展壮大，然后伺机东迁，最终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

　　(作者：西北师大文学院教授、甘肃省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甘肃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