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以前人若王通、刘知几都讥其繁芜，叶适至认为“注之所载，皆寿书之弃余”(文献通考一九一)。清代学者虽然推崇裴注，但也有人指责他有的应注而不注，有的不应注而注，引书有改字等等(见赵翼陔余业考六、四库提要四五及卢文弨的批注)。其实这些都是小缺点，并不能因此掩没它的长处。裴注引用的魏、晋人著作多至二百十种，著录在隋书经籍志中的已经不到四分之三，唐、宋以后就十不存一了。而且裴注所引的材料，都首尾完整，尽管说它“繁芜”，说它“寿之弃余”，单就保存古代资料这一点说，也是值得重视的

　　由于裴注引书具有较高的文献学价值，因此裴注引书数量和书目的考证成了裴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分歧最大的问题。钱大昕统计裴注引书“凡百四十余种，其与史学无涉者不在数内”，所列书名144种(《廿二史考异》卷十五)。赵翼统计裴注引书“凡〔百〕五十余种”，所列书名151种，亦为史部类数目(《廿二史札记》卷六)。赵绍祖统计裴注引书“凡一百八十余种”，另外，引诸经及诸子字书“又四十余种”(《读书偶记》卷六)。钱大昭以时代，地理，人物，官制，类书，文章，别集，家传，别传为类，统计裴注引书160余种(《三国志辨疑》)。沈家本将裴注引书“依《隋书经籍志》之例分为四部：计经部廿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三国志注引书目》)。王钟翰统计“裴氏注记所引诸书名，凡二百四五十种”，并按钱大昭的分类列书名256种(《三国志裴注考证》，载《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五卷，1945年)。王祖彝除“诸家评论与裴氏自注，傅子，袁子，孙盛，习凿齿等论注以及引古书为诠释者不计”外，统计“裴注征引之书凡百五十六种”(《三国志人名录裴注引用书目》，商务印书馆，1956年)。马念祖统计裴注引书“二百零三种”(《水经注等八种古籍引用书目汇编》，中华书局，1959年)。杨翼骧统计“以裴氏所引书目全部而言，为二百一十余种;若除去关于诠释文字及评论方面的，则为一百五十余种”(《裴松之与〈三国志注〉》，《历史教学》1963年第2期)。高秀英，杨济安统计裴注引书203种(《三国志人名索引?裴注引书索引》，中华书局，1980年)。陈垣统计裴注“所引书在二百三十种以上”(《三国志注引书目》，载《中国古代史论丛》第七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331页)。王树民对赵翼的“裴松之三国志注”条裴注引书进行了部分考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2002年修订版)。周国林统计裴注引用书目为224种，其中“用于笺释名物训诂音义的先秦至东汉中期著作及其为之作注的和文字训诂方面的著作共四十余种，用于补阙备异惩妄论辩方面的汉末迄晋著作共一百八十余种”(《裴松之〈三国志注〉引书考》，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高振铎统计“裴松之注《三国志》共引书二百三十六种”(《裴注〈三国志〉引书考订--兼评〈廿二史札记校证〉》，《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虞万里统计裴注引书“二百三十五种”(《〈三国志〉裴注引书新考》，《温州师院学报》1994年第4期)。伍野春统计裴注引书凡229种，“另有十则未注明出处”(《裴松之评传》，第250页)。张子侠统计“裴氏共引书二百二十七种”。高敏曾与人合作《〈三国志〉裴注引书考》一文，统计引书达二百四五十种(《〈三国志〉说略》，载《经史说略二十五史说略》，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第87页)。

　　三国原本只是一段历史，和春秋战国、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没有什么本质不同。可它却又是独特的，没有哪段历史象它这样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当然也没有哪段历史象它那样被误解地那么多。

　　三国俨然已经成了一种文化，一个储量丰富的文化富矿，任人从中掘取他们想要的东西。从一段史实到一种百姓文化，三国究竟经历了哪些?

　　在当今，《三国》热惹出了许多争议，让人不禁要问，三国文化究竟该流向何方?

　　《三国演义》三国文化的基调

　　《三国演义》诞生于元末明初，由罗贯中在民间传说和有关话本、戏曲的基础上写成的。罗贯中的生卒年大约在1310年至1385年之间。

　　《三国演义》是我国最有成就的历史小说，始于黄巾起义，终于西晋统一，展现了公元184年到280年间的历史风云画卷。作者通过集中描绘三国时代各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揭示了东汉末年社会现实的动荡和黑暗，谴责了封建统治者的暴虐，反映了人民的苦难，表达了人民呼唤明君、呼唤安定的强烈愿望。另外，《演义》沿袭了平话“拥刘反曹”的传统，体现了封建时代人民拥明君、反暴君的共同愿望。

　　《演义》是根据正史记载和民间传说加以扩展而成，基本上采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但在许多情节的设置和历史人物的塑造上，又充满了浪漫的传奇色彩，体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

　　《演义》的结构以蜀汉矛盾为中心，以三国矛盾斗争为主线来展开情节，既保证了前后发展的一贯性，又富于曲折和变化，于清晰明朗的脉络间，构成了一个古典小说中少见的，既宏伟又严密的结构。

　　《演义》的中心内容是演绎各集团间的种种矛盾斗争乃至战争，这一切都是通过复杂的故事情节来完成的，而在讲述这一个个曲折的故事时，作者又总是以人物为中心。例如对那场著名的赤壁之战的描写，作者使用了八回的篇幅，细致、周到地一步步推动情节：游说江东、孙吴内部的矛盾、孙刘联盟的形成、双方的备战等，全都一一道来，而这些情节的描写，又都是为了突出诸葛亮的作用，显示诸葛亮高超智慧之目的。

　　《演义》常用虚、实结合的手法来讲述战争。还以赤壁之战为例，对于孙刘联盟，作者不惜笔墨、不厌其详，而对于败方曹军只作简单叙述，这样详细得当，既节省笔墨又突出了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