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脚步丈量杜甫踪迹的人

——高天佑先生的印象
 

　　“学风扎实 ，待人谦逊”。这是我们对高天佑先生的印象。

　　高天佑先生大学毕业后，一直在陇南工作和发展，先在学界，后入政界。创获不断，成绩斐然，常有佳音传来。

　　与高天佑先生的直接触，缘于六年前的一次考察活动。那年天水杜甫研究会成立，同年10月，在天水市政府的牵头和协调下，由天水杜甫研究会与天水电视台“人文天水”栏目组成“杜甫陇右行踪考察小组”。当考察组行至成县时，正在下乡的高天佑先生一路风尘赶来为我们接风洗尘，在祝酒时他深情地说：“一听到你们来，我很高兴，匆匆来了，来迟了，来迟了”。其态度十分谦和，一下子和大家拉近了距离。原想到他既是一位政界官员，又是一位颇有成果的学者;因早闻高天佑先生出版的《西狭摩崖石刻群研究》和《西狭颂研究在日本》两部专著，影响颇大，一些学术文章也见诸于报刊杂志。可能有些高傲，或者自大，没想到却如此的热情朴实、平易近人。一见面就给大家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高天佑先生当时是成县主管文教、卫生工作的副县长。次日，在天佑先生的组织下，召开了成县、天水两地的学者座谈会，有人称这是“同谷群英会”。就有关杜甫文化的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大家畅所欲言，各持己见。座谈会开得热烈，气氛活跃。

　　高天佑在发言中有这样的几句话，至今让我们记忆犹新：“天水的同志这次来，对我们成县的杜甫研究会是一次启发和触动，我们还没想到，天水的同志已先行了一步，这对成县的文化建设和旅游开发是很好的启发。今天，天水杜甫研究会组成考察组，沿着杜甫的足迹探索问题、考察文化，这不仅是学术探讨的相互交流，而且是两地学者携手，以杜甫文化搭建一座‘桥梁’，加深两地感情的重要举措……”

　　离开的那天，他为我们饯行，又给每人送来一本他编纂的《杜甫陇蜀纪行诗注析》一书，自谦地说：“小有成册，不尽人意，但也是我实地考察，花了我的心血，望大家多提意见。”

　　之后，仔细阅读高天佑先生的这本书，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首先《杜甫陇蜀纪行诗注析》对杜甫陇右诗有了新的认识和研究。霍松林教授在他的序里这样评价说：“我认为这部书对于杜甫陇右诗的研究具有实质性的突破，对杜甫陇右诗研究中的诸多疑难问题和空白点，作了细致深入的探索，多有创获，极具学术价值，是对杜诗研究做出的新贡献”。他还说：“读天佑先生所编的这部书结合‘赏析’、‘注释’，看得出著者力求‘突破’乃师，其志可佳”。李济阻教授把这部书列举了四个特色，并评价：“作者用心之精到及恰切”，“时刻闪烁着智慧的火花”，其中包含了不少真知灼见，无论对研究者还是读者都会有所禆益的。

　　两位先师的评价恰切到位，我们也有同感。高天佑先生打破以往的常规，将内容分成七大块，尤其将杜甫陇右诗，延伸到陇蜀诗，让不少读者方才了解到，杜甫的陇右诗不仅是“陇右行”，而且还是“陇蜀行”。一些研究杜诗者和热爱杜诗者，将陇右诗的117首看成是一个“整体”，人们读了高天佑先生这部著作，才知杜甫陇右诗不可将“蜀地行”切成另一块“蛋糕”来“品尝”，这一条线是贯通的，使人们更全面地、系统地看问题和探讨问题，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杜甫陇右诗认知上的一种“缺陷”，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启迪了一种新的思维。

　　其二、本书名曰“注析”，其实不仅仅是“注析”的问题，而且也是兼及学术探讨和实地考察相结合的问题，对人们探讨陇右杜诗存在的“疑难杂症”作了崭新的诠释和认识，为我们每个研究陇右杜诗或热爱杜诗的人作出了一个新的样板。可以说这部著作的“注析”是高天佑先生脚踏实地一步步走出来的，如此诸多的“佑按”便是最好的说明。只要我们细读这部著作，就会感到，“陇蜀道上奇峻的山川，给诗人一家的南行造成了一个又一个巨大的困难，但同时给善于捕捉山水之奇和大自然之美的诗人却带来了空前的机遇。”蜀道上山大沟深，森林茂盛，道路难行，奇骏山川给杜甫南行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同样也给高天佑先生造成了沿着杜甫踪迹实地考察的困难，虽然现在道路要比唐代好走了许多，有现代交通工具，可高天佑先生却凭着自己的两条腿硬是走了一遍。杜甫走一地赋诗一首，高天佑先生不论顶风冒雨，或踏雪寻踪，挎个背包，啃着干馍，拄一条木棍，涉水爬山，在崎岖山道上以惊人的毅力，气喘吁吁地完成了《注析》这部画卷的学术描绘，在他的身后也留下了一串串“闪光”的足迹。高天佑先生这部书里的新意，正是见证了高天佑先生“因见古人情”、“辛苦赴蜀门”亲历亲行的可贵收获。循声寻迹，探奇索异。可谓“自有后来人”矣!

　　其三、作者依据不同版本“注释”，将自己实地考察结果和不同版本进行“裁诸己意，对照诸家，剔除纷乱。”不拘泥“教条”模式，故而作出自己的结论和判断，也就是说没有按照人们习惯性的“杜诗陇右行”的思维模式来划分，而是以“反向思维”的方式来给人们告诉另一种可能和“因缘”。比如卷一“赴陇蜀序曲”，将《送韦十六评事充同谷防御判官》等三首拉开了杜诗陇右行的帷幕。按理说，“送韦”一首是杜甫在凤翔任左拾遗时期(天宝年，韦充为同谷防御)，当时杜甫还在朝庭为官，还未在仕途上遭到打击，究竟有没有“西行”的打算，谁也没意识到，只知“满目”、“悲事”、“因人”才“远游”的，可高天佑先生的卷一“序曲”让人出乎意料之外，启人深思。在序曲中说：“诗圣杜甫有陇蜀之行，非一时之心血来潮，早在凤翔行都居官之时，已对陇右同谷等地有所了解……当为仰慕陇右风物而至……即有南旅之想，且果有南奔旅……”研究杜诗者和热爱杜诗者，谁都知道杜甫陇右行的“开场”是什么，可高天佑先生偏偏将“送韦”从头叙起，这种“变格”真是令人意想不到，使读者得到思维逻辑上新的升华和启迪，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高天佑先生不仅在学术上有新的“突破”和创新，而且在学风问题上心胸豁达、谦逊待人、戒骄戒躁，不因不同于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而计较或耿耿于怀，或有某种“寸土不让”的其它想法。这种“大气”、“大度”的精神，在当下许多地方争夺名人声望的现实下，显得尤为可贵。

　　例如：我翻阅了《注析》后，很是大为欣赏和赞叹，但对杜甫与赞公和尚会面之地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和观点，于是便针对高天佑先生的卷四“致赞公诗存”中的“西枝村寻置草堂地夜宿赞公”的“西枝村”“注释”西枝村，即今成县支旗乡庙谚村一带，“出郭”：“走出城郭，佑按：此处指步出同谷县城之外”的说法，撰写了一篇《杜甫与赞公会面地考究》一稿，发表于某刊物。一次见面落座后，本人有意无意地试谈流露出自己不同于他的观点说法，高天佑先生并没因此“生气”而反驳，而是风趣地说：“你说你的山神，我说我的土地神，学术问题是大家共享的发言权，这是正常的事，谁也不会当‘文霸’，谁也不会说你的观点就是我的观点，自己的观点不能强加或凌驾于别人之上，只有不同观点和看法才能将学术搞活，有声有色，或者说‘问题’的真相才会慢慢又有新的发现。”他还引用了北京大学邹衡教授的一句话：学术问题“孰是孰非，不必过于拘泥。”朴实自谦的话语，使本人当场深受感动，也使在场的人感到高天佑先生的宽大胸怀和谦逊的态度实在可佳。

　　2009年10月，天水召开纪念杜甫流寓陇右1250周年，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与天水市相关领导共200余人参会，会议决定：会后奔赴成县联手举办。高天佑先生大会发言后，驱车急驰赶回成县准备接待工作，起初大会秘书组上报给成县参会者的有三十余人，但后来报名者较多，到达成县人数已达到九十余人，这无形中给成县接待工作带来压力和难度，在高天佑先生的协调下，全员容纳接待，并隆重召开了二次学术大会，还组织参观游览了杜甫所遍及成县的足迹，成县人的诚朴和热情好客，使参会者很是感动，返回的路上人人赞叹不已。

　　2011年秋天，高天佑先生来天水要到东柯一带再次进行考察，研究会派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聂大受与本人陪同接待，他对东柯谷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石一碑发生极大兴趣，看样子早就深有感情，抄抄记记，拍照采访，尤其对每块碑文赏不够、看不够，生怕漏掉一个字。在农民家里促膝交谈，过细询问，认真记录，不耻下问，其态度诚恳，朴实和蔼，农民高兴地说：“高县长没官架子，搞学问也很扎实，很谦虚。”

　　“莽莽万重山，孤城山谷间”。陇蜀的山峰连绵，横亘不断，友谊就象茫茫苍苍的“万重山”，泱泱流淌的河水。因杜甫文化的“搭桥”，我们与高天佑先生有了较多的接触，结下了文化的友谊，与他交谈有种说不上的轻松愉悦和浓厚兴趣，这也是一种缘分，“孤城”不孤。有象高天佑先生这样学养深厚、诚朴谦逊的学术界朋友，我们会更好地将杜甫文化推向一个更美好、更壮阔的境地。

　　(注：此文由本人执笔，聂大受教授审校后发表在2013年2月出版的《玉桴集》一书，此次收录时有修订)

　　作者简介：

　　王 钰(笔名：覆盆子)，甘肃天水市人，毕业于某大学历史系。

　　近年，出版文集《笔走大墙内外》、长篇小说《屲儿楞》、长篇纪实小说《25号监舍》、中篇报告文学《难忘的岁月》、发表中篇小说《九花》，主编《神农山与神农文化》、《上磨的灯光》等出版多部作品。

　　现为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甘肃省作家协会、天水市作协会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