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游学”，聆听大师的教诲

　　也许是为了给毛晓春“收心”，就在他返回天水后，家人就提出要给他娶媳妇成家。“不如你们把准备给我成家的钱给我一点，让我去北京。”毛晓春的要求看起来“得寸进尺”，但家人最终也没能拗过他的意思，东拼西凑了1100元钱，让毛晓春第二次赴京。

　　这一次，牛汉先生不但给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还给毛晓春引见了时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萧乾先生。毛晓春便又捧着自己的手稿，到萧乾先生的家里去拜访，而萧乾先生在指导之余，又将毛晓春推荐给了冰心先生，冰心先生再将毛晓春引荐给臧克家先生……

　　“现在想起来，这是无法想象的事情。这些老先生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泰斗，而我只不过是一个热爱文字的待业青年。且不说当年的文字稚嫩肤浅，单就我的行为方式来说，也很莽撞无礼。因为当时电话并不普及，所以要拜访谁也都不会提前预约，我没有钱，也不知道买些水果，总是空着两只手，就跑到人家里去敲门，请求指点。可是，我也从来没有被拒绝过。这些老先生全部都给了我热忱真挚的指导，有时候，他们甚至是用一种探讨的方式和我交流，让我感觉到自己是被尊重的。”

　　无疑，这一段特殊的“游学”经历，成了毛晓春整个人生中最为难忘和贵重的记忆。在这一时期内，他在各位老前辈的指导和帮助下，先后拜访了季羡林先生、钟敬文先生、贺敬之先生、李瑛先生、吴光祖、新凤霞夫妇等许多文学界、书画界的大师，为以后的工作和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次刚到北京的时候，毛晓春在火车站对面的一个家属小区里找到了一间半地下的小旅馆。极小的房间里摆着4张床，每张床位每天晚上8元钱。然而在住了3个晚上之后，毛晓春就决定退房：“一晚上8块钱，太贵了，我住不起。”其实，毛晓春已经为自己寻找到了一个免费的“住处”火车站广场。

　　“我观察过，火车站广场上每天晚上都有人睡觉。既然别人都能睡，我也能睡。”白天，毛晓春到处拜访学习，晚上，他就回到火车站广场上，席地而眠。也许是白天跑得太累了，虽然广场上的人流不断，他竟也能很快入眠。只是每天清晨四五点钟时，就有清洁工来打扫卫生，而毛晓春，总是被清洁工扫起的灰尘呛醒，然后到火车站的卫生间里用凉水冲一把脸，继续新一天的求学。

　　“尽量多省下一点钱，我就能在北京多学两天。反正大白天我走在街上的时候，谁又知道我头一天晚上是睡在火车站广场的?”这是一段艰难却也无比充实的求学经历，对于毛晓春来说，除了得到写作技能上的精进之外，也被给予了许多细节上的教诲：“我去张岱年老先生的家拜访，发现他穿的衬衣竟然破了一个洞。但老先生丝毫不介怀，不讲究，照样侃侃而谈。每次从老师家离开，无论是多么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也总是亲自把我送到门口。可我不过就是一名社会流浪青年而已。”这些细节上的教诲，后来成了塑造毛晓春为人处世方面的直接榜样。

　　这一次“游学”，一直坚持到他身上的钱，只够买一张回天水的火车票。

　　“三出四进”，篆刻作品被高价拍走

　　1998年，父亲去世，毛晓春家愈加贫困，牛汉先生原本为他联系好去鲁迅文学院进修，也终因家庭经济困难而作罢。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晓春不得不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当时《天水晚报》刚好在招记者，毛晓春带着自己的文章去应聘，最终被录取。在《天水晚报》工作期间，毛晓春借了8000多元的账，将之前的文章集结成《伤逝集》出版。他的这一做法在家里引起了轩然大波，哥哥断言：“你若背上这样一身账，这一辈子就翻不过身了!”

　　毛晓春听不进任何人的劝说，“油盐不进”，他心里默念的仍然是在北京的那一段生活，虽然辛苦，却离梦想更近。2002年初，毛晓春身上带着8000元钱，决定“北漂”。

　　毛晓春在北京郊区租了一间6平方米的民房，虽然一个月只有50元钱的房租，他也时常拖欠。好在房东太太喜欢读书的年轻人，并不怎么追讨，偶尔还会给他煎个鸡蛋送过去。每天挤一个多小时的348路公交车进城，下车的时候就像刚从澡堂子出来一样狼狈，他为找工作四处奔波，唯一能证明自己的就是那本自费出版的《伤逝集》。为了省钱，每天吃白开水煮挂面，加些酱油和醋调色，奢侈的时候吃包方便面，确实太久没有荤腥了，就买两串羊肉串。

　　那是一段窘迫而焦灼的日子，好在持续了三四个月后终于结束了。毛晓春找到了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应聘到《中国企业报》当记者。第一个月发工资，他领到了2800元。“我从来没有一次拥有过这么多的钱。我爸工作了一辈子，一个月也只有几百块。”

　　兜里揣着第一个月的薪水，毛晓春紧张得浑身冒汗，唯恐一个不小心，把钱弄丢了。晚上回到住处，他将2800元钱一张一张铺开，铺满了整张床。“我就一张一张拿起来放到灯底下照，害怕他们发给我这么多的钱是假的。但其实那时候我自己也不懂怎样分辨真假钱。”

　　毛晓春在北京的生活刚刚趋于稳定时，非典出现了。恰巧当时他到郑州出差时不小心患了感冒，回到北京后每天不停地咳嗽，引起了身边很多人的恐慌。房东太太每天在他租住的房屋周围撒满石灰，又时常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盯着他不放。毛晓春也渐渐恐惧起来，初到北京时被拮据紧张的生活缓冲而不曾感受到的孤单和无助，到这时才逐渐清晰起来。“如果我真的得了非典，总不能客死异乡。”这个想法一旦冒出来，就怎么也压制不下去了。毛晓春向单位请了长假，第三次离开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