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4月，邓宝珊将军由第二战区北路军副总司令改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肖劲光司令员向他致贺电时说:“兹值敌寇亟图西犯之际，晋陕绥边区，实为西北门户，将军能龙韬虎略，声威早著，今公坐镇三疆，敌胆定寒，展宏猷尔建奇功，逐胡马而奔汉北，可预期也”，对邓将军报以很大的期望，表示双方应更加团结一致，共同反击日寇的侵略。是年秋，肖劲光司令员视察绥德、米脂一带的河防事务，并到榆林拜会邓将军。邓命于浚都负责接待肖司令员的工作，双方在这次接触中达成和平相处的默契。这样一来，就使得蒋介石凭借邓将军的力量从北面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图谋化为泡影。不久，邓将军即派于浚都到延安南面的洛川第二战区兵站总监部交涉粮饷问题。于在返回榆林路过延安市时，受到延安交际部负责人金城的热情接待，并拜会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同志。林伯渠同志对其执行合作抗日的表现予以肯定和鼓励。

　　1940年秋，米脂县国民党政府县长肖履恭与八路军359旅717团发生了摩擦。于浚都奉邓将军的指派，立即赶往米脂，先同717团李政委交涉，后又去绥德面见王震旅长，使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1941年秋，三边发生了一件大事。当时，二十二军的胡景通(辛亥革命时西北国民革命军著名的领导人胡景翼将军的五弟)属下的一个保安团团长张廷祥和大队长张廷芝，在安边枪杀了与八路军密切合作的新十一旅旅长刘宝堂，安边发生了混战。邓将军派于浚都和二十二军政治部的王伯谋去处理。于浚都和王伯谋比较顺利地把事情处理完毕，回来后向邓将军作了汇报，邓将军对他们的汇报表示了首肯。但蒋介石对此次的处理结果非常不满，诬称八路军要侵占三边，令邓将军将新十一旅调回榆林整训，并下令由其亲信何文鼎接防原新十一旅之驻地。中共中央洞悉蒋介石的用心，随即派王震将军率领三个团将三边除宁条梁、堆了集(新十一旅旅部之驻地)之外完全占领。邓宝珊将军立即致电中共中央询问此事。党中央复电说，派王震占领三边，是为阻止何文鼎师南下。邓将军了解此情况后，立即致电蒋介石，要求让新十一旅仍驻三边不动，何文鼎师不要南去。迫于当时的形势，蒋介石回电：何师暂不南下。邓将军在征得中共中央的同意后，派于浚都前去与王震将军处理此事。王震将军在确信将来是由邓将军的军队驻守三边之后，决定：八路军除在陈川和黑梁头(二地原非新十一旅驻地)驻留少数八路军监视何师行动外，其余各地都交给新十一旅驻防。这样的结果真是再理想不过，双方对此都十分满意。

　　1943年，榆林出现了粮食困难的问题，国民党军事当局故意不给邓将军提供粮饷。邓将军向中共中央提出援粮的请求后，王震将军即派其警备区粮食科科长亲自送去2000余担粮食，解决了榆林的燃眉之急。

　　1944年春，刘绍亭先生奉命来到榆林，向邓将军提出：绥德的军人想自己织毛衣毛袜，没有羊毛，托我带来20两金子，想在榆林买点羊毛。邓将军就让于浚都去办。当时的榆林和现在的榆林的自然环境有很大的不同，其城墙很完整，城墙外面沿无定河两岸有树和一些农田，其余部分主要是沙漠，尤其是东城墙外沙子已高到埋了城墙的1/2，人从城墙上跳下去都不会受伤。在这种沙漠地区种植的棉花很少。榆林城往东走就是今天的扎萨克旗、东胜地带，那里的绵羊、山羊、骆驼很多，榆林的“边客”就把活羊和羊皮、羊毛、驼毛运到榆林来卖，榆林便成为陕北和内蒙的羊毛集散中心。榆林的很多市民和国民党的兵士都自己织毛衣、毛裤、毛袜、手套穿戴，连小学的劳作课中都把编织毛活作为教学内容。刘绍亭先生带来黄金，只是把黄金按当时的市价折合为法币购买羊毛就可以解决问题。但在榆林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向重庆打了报告，蒋介石即命人给邓宝珊将军发电报称：该部副参谋长于浚都有通奸党行为，着调本会(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服务，其杀机显而易见。多亏邓将军向蒋介石回电做了解释，又给徐永昌(时任国民党政府之参谋部长)将军说明了情况，请他向蒋介石做些转寰的工作，后来才不了了之。然由于国民党特务组织的破坏，这次合作终未能实现。

　　1945年10月，傅作义将军得知晋绥八路军有进攻归绥(今呼和浩特)和包头的部署，即电邀邓将军去协助他解决这一复杂的军事政治问题。邓到绥远后，建议傅集中兵力固守归绥、包头，并令于浚都将自己的军队调回以避免与八路军的直接冲突。次年初，八路军撤围归绥、包头，避免了一次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