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属之谜

那么，汪世显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还是从他的族属说起吧。关于汪世显的族属历来说法不一，至今没有定论。杨奂（元代文人）所撰《汪世显神道碑》述说汪氏基业开创者汪世显的生平事迹，称其“系出南京徽州歙郡之颖川”，显然以汉族自居。《元史·汪世显传》说汪世显“系出旺古部”，王鹗所撰《汪德臣神道碑》也说：“汪本姬姓，宋末金初世掌盐川之一隅汪骨族，因氏焉。西土用兵有擢悴临洮者，以义勇闻，若子若孙分列旁郡，声震夏蜀，未尝远徙”。指出汪氏来源于旺古部（译法不一，或译雍古、王孤、瓮古、旺古、汪骨、汪古惕……）。汪世显神道碑立于中统三年至至元四年之间，汪德臣神道碑立于至元四年，时间跨度很短。值得注意的是两碑均题有“便宜总帅府参议巩昌奥鲁都总领门下潘珍书”字样，联系王鹗在《汪德臣神道碑》说：“乃即其状而铭之”的情况，则这两碑基本内容均出自汪氏门下士潘珍所谓行状，而请当时的文学名士润色、题铭，欲传信于世，所以，杨奂、王鹗只是挂名作者而已。潘珍是汪氏巩昌总帅府的重要人物，对汪氏的身世无疑是清楚的，他写的行状也是要经过汪氏首肯的，汪世显、汪德臣两神道碑如系潘珍一人所书而出现不同的身世说，只能归因于汪氏自身的心理问题，即为了靠拢蒙古统治集团而作假。出于歙郡汪氏也好，处于汪古也好，都是汪氏自己说的。究竟哪一种正确，还是都不正确？我们来一一分析。

汉族说指出其来源于徽州汪氏，此种说法，历来不为学术界所重视。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汪受宽教授曾撰文说明，指出汪世显家族与徽州汪氏没有关系，坚持其为汪古族说。巩昌汪氏称汉人，而不提汪古族事，是从明朝开始的。明永乐年间，汪世显七世孙续修《汪氏族谱》把巩昌汪氏与徽州汪氏连接起来。

汪古说称其为汪古族，此说为学术界所公认。《元史》称其系出汪古部。《元史》的编撰者是依据元朝官私资料，经过分析之后才写下汪世显是“旺古族”的。至于王鹗写的神道碑，对汪氏事迹的描述如上文所说，他只是挂名作者而已。所以，汪氏为汪古族为大家普遍接受。至此，汪氏族属为汪古族，而非汉族已无异议。然而，后人又对汪氏的族属提出质疑，藏族学者洲塔认为，古代通远（今甘肃陇西）、秦（今甘肃天水）自古就是吐蕃先民聚居的八大戎区的第一区，称为曲玛卡戎。汪世显系吐蕃戍边大帅韦·嘉年恐洛之后裔，宋时，接受汉姓，取其部族汪古族的汪字为其祖姓，取名世显，称汪世显。汪氏家族墓地出土文物中有两件文物值得注意：一是一个男陶俑，头部一侧留有辫子；一是一件藏袍。藏袍就不用说了，男陶俑头带辫子，正是藏族的特征。据此，洲塔认为汪世显是吐蕃族。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胡小鹏也曾撰文论证，汪世显是汉族化的吐蕃人。

汪世显究竟属于哪一民族，看似简单，但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定论。其实，在我们今天看来，汪氏属于哪一民族并不重要。纵观历史长河，有多少民族产生，又有多少民族消逝不见，进而融入汉族。不论汪氏是汉族、汪古族、抑或吐蕃，这些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宋元之际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民族融合时代，很多少数民族汉化，同样，也有很多汉族少数民族化，最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是表明我们中华民族是由各民族共同构成的。

弃金降元

汪世显仕于金，扬名于元。叛金投元，这种投奔别的王朝的行为，历来被世人所不齿，这些人被称为叛逆，贰臣······汪世显的行为又是怎么样呢？是不是也和历史上其他的投靠别的王朝的人一样呢？

《元史·汪世显传》记载，“及皇子阔端驻兵城下，（汪世显）始率众降。皇子曰：‘吾征四方，所至皆下，汝独固守，何也？’对曰：‘臣不敢背主失节耳。’又问曰：‘金亡已久，汝不降，果谁为耶？’对曰：‘大军迭至，莫知适从，惟殿下仁武不杀，窃意必能保全合城军民，是以降耶。’”而《金史》却说，汪世显以偏裨戕主帅，背主嗜利，屈节求荣，实为金之叛臣。一件事情，怎么会出现两种态度呢？孰是孰非？

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去寻证谁对谁错，对错只是一个态度问题，还是从实际出发，从其降元后对当时当地的影响和作用来看待这件事会更好一些。蒙古军历来有屠城的习惯，即大军所至，投降则罢，否则，城破必屠城，以扬军威。针对蒙古军的这一习惯，汪世显选择投降，“保全合城军民”。我们不必去考虑他当时究竟是什么目的，什么心理，就从他这一举动来看，汪世显投降阔端，却是保全当地居民。汪世显投元之际，金已灭亡，南宋政府坚决拒绝汪世显所统秦巩各州内附，为保全家族、地方利益，归顺蒙古是必然的。

汪世显的归附，使陇右地区免遭一场浩劫，秦巩各州军民“始去险就夷，还各城居，官舍民庐皆剪荆棘、斩蓬茅为之，使人父子兄弟得以修养生”（姚遂：《巩昌路同知总管府事李公（节）神道碑》），才有可能回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从今天看来，汪世显的归附显然很有积极意义，加速了蒙元对全国的统一进程，保全陇右民众，当然也保全了自己家族，是一大善举。

子孙繁衍

汪氏家族既然被称为世家大族，必然不会只有汪世显一人一代，纵观汪氏家族，由汪世显起至元末，发展六代，几乎代代有人才。据《元史》、《家谱》、出土墓志等史籍，得出汪氏六代共有152人。

第一代当推汪世显，尽管有史料讲其父彦忠为当地部族首领，但其事迹不详，故巩昌汪氏当以汪世显为始。汪世显于蒙古太宗七年（1235年），降蒙古，仍袭原职。随后，即率军出葭萌，取宋嘉定、峨嵋、资州诸城，于1243年病故。中统三年（1262），追封陇西公；延佑七年（1320），加封陇右王。巩昌汪氏的发迹，是由汪世显奠定基础的。

《元史·汪世显传》载，汪世显有七子，忠臣、德臣、直臣、良臣、翰臣、佐臣、清臣。汪世显病故后，由德臣继承汪世显职位。第三代有十九人，杰出者有汪惟正、汪惟孝、汪惟和等。

如今，汪氏子孙不仅仅生活在漳县，而且分布在全国各地，更是在台湾生根发芽。

平定四川

汪氏家族作为元代一个比较著名重要的世家，有什么值得人们称赞和记忆的呢？从汪世显投靠蒙古之时起，汪氏家族作为一个军功家族的使命已经开始。长江天险导致蒙古军只能从上游进攻南宋，漳县当时地处宋蒙交界处。汪世显的归顺，使蒙古军更加有利于进攻南宋所属的四川。汪世显在巩昌经营多年，熟悉地理环境，对周边南宋、吐蕃的情况也比较熟悉。故而，汪世显是蒙古进攻四川的不二人选。

一个家族的兴盛不是一代人能办到的，必须要有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形成。汪氏家族也是一样。汪世显在降蒙之后不久就率领大军开始进攻四川，夺取了宋的峨嵋、资州等城。几年后作为汪氏家族开创者的汪世显病故，而汪氏家族的兴盛则是在其子孙手中开始的，汪氏祖孙三代人的共同努力，使蒙古军终于攻克四川，加速南宋的灭亡，推动蒙古统一全国的进程。

汪世显病故后，其巩昌便宜都总帅的职位由次子汪德臣接掌，由此展开了汪氏家族平定四川的序幕。在进攻四川的过程中，功高首推汪德臣——正是在汪德臣的建议下，蒙古改变了取蜀方略，才使蒙古得以攻克四川。

在蒙哥即位前，蒙古军也曾几次深入四川内地，但都以抄掠为主，得地不守。汪德臣的取蜀方略就是改变以往对四川进行抄掠的策略，稳扎稳打，逐步巩固蒙古军占领下的四川要地，把这些战略要地作为进取全蜀乃至整个南宋的跳板。因此，汪德臣修治沔州，沔州位于嘉陵江上游，在此筑城驻军，可作为进攻四川的后勤供应基地。修治益昌（即利州），屯田戍守，且耕且战，作长久之计。正是汪德臣的经略，使蒙古军在四川很快站稳了脚跟，从而使宋人御敌于蜀之外的希望破灭，战略上处于被动局面。

汪德臣的方略使形势向蒙古有利的方面发展，加速平定四川的步伐。但是，四川的平定却是由汪德臣四弟汪良臣实现的。汪良臣《元史》有传，十六七岁就随德臣出征，每战必为前锋。后镇守巩昌，为蒙古军供应军需。合州战役中汪德臣单骑亲至城下，呼宋守臣王坚名劝降，几乎被城内射出的飞石击中，因此染病，不久死去。中统三年（1262年），追封陇西公。之后，良臣成为汪家军进攻四川的主帅。面对当时钓鱼城险绝难攻的局面，汪良臣制定对策，以围守、侵扰使其孤立无援，最后取之。在夹嘉陵江东西筑武胜军、母德章两城（今武胜南）戍之，彻底封锁了钓鱼城宋军的活动，使合州成为一座死城。至元十五年（1278年），重庆守将张钰破釜沉舟，率军与元军决战，汪良臣身中四箭，犹督战不歇。张钰在乘小舟出逃中被俘，守军开城投降，重庆攻克。汪良臣禁俘掠，发粟赈济，安抚人心，四川悉平。随后，汪良臣被元世祖任命为资善大夫、中书左丞、行四川中书省事，管理四川。在蜀治理三年后病死，加赠推诚保德宣力功臣、仪同三司、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柱国，追封梁国公，以表彰其平定四川之功。

安抚地方

汪氏以军功著称，在元朝平定四川的过程中功不可没。但是，汪氏不仅仅能武，同样能文。经过汪氏第一二代的努力，平定了四川。至元十五年（1278年）四川平定，鉴于四川久经战乱，人心浮动，蒙古诸将又以烧杀为务，不精吏治，而汪氏在西北素有威望，元世祖忽必烈于是启用汪氏安辑秦蜀。继汪良臣之后汪惟正（德臣长子）出任四川中书左丞，行秦蜀中书省事。

《元史》载，汪惟正“幼颖悟，藏书二万卷，喜从文士论议古今治乱，······蜀土荐罹兵革，民无完居，一闻马嘶，辄奔窜避匿，惟正留意抚循，人便安之”，正是汪惟正的安抚，使四川民众很快摆脱战争的阴影，安定下来。

治理四川的还有汪惟孝（汪直臣子），从至元十五年（1278年）到二十八年（1291年），惟孝一直载四川担任行省级官员，是已知汪氏成员中在四川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惟孝在四川军民兼管，所至“裁决庶务，整饬诸司，屯兵戍，劝农桑，兴文风，理狱讼，里闾安静，边境无虞累年。”（元·樊钰：《汪惟孝圹志》）

偃武修文

汪氏虽以武功传家，但作为一个历百数十年而不衰的大家族，却也同样注重文化，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家族。《汪氏祠堂碑》讲其家风，“虽在军旅，崇儒重道，不废讲习；身处富贵，轻财好施，未少骄吝。”

我们从其宗族行辈字号就可以看出他们的文化伦理。宗族中使用行辈字号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标志宗族中每一位男性成员的世代位置，汪世显七个儿子皆以“臣”字为行辈字号，如忠臣、德臣、良臣等；孙子辈皆以“惟”字为行辈字号，如惟正、惟孝、惟简等；重孙辈皆以“昌”字为行辈字号，如寿昌、延昌、元昌等，体现了汉族文化的特点。

在家庭教育方面，汪氏尊崇儒术，喜好汉文化典籍，不仅以诗书教子，而且大力创办书院。使更多人了解文化，学习文化。这在尚武的元代，特别是文化程度较落后的西北地区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汪氏以武功起家，但是十分注意图书文物的保存，这在元初武臣中是不多见的。世显随蒙古军攻掠四川，蒙古兵唯金玉财宝是争，而世显所到之处，搜求文物典籍，得书数千卷。德臣继承父志，打算再加补充，创办书院，延揽儒生讲学授徒，但是由戎事倥偬而没能实现。德臣子惟正实现了父祖心愿，惟正年幼时，汪氏藏书已达两万卷。惟正又极力搜求，并特别注意罗致善本，至元四年（1267年）他在总帅府东南修建了一座专门用来藏书得楼房，起名“万卷楼”，并请人写了楼记，以明其志。幸运的是，汪惟正请人写的《万卷楼记》在过了六七百年后重见天日，1964年4月陇西县城西门内城墙下出土了《万卷楼记》这块石刻，详细记述了汪氏得书藏书的过程。汪氏藏书使两万卷书籍免毁于战火，在西北地区的文化建设史上，特别是陇右文化史上，汪氏“万卷楼”是一个创举，它既是一个私家图书馆，又是一个私家博物馆，对当地文化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汪氏对文化的重视，还表现在任官一方时，大力学校，普及文化知识上，汪懋昌在任邠州知州时，就兴办学校。

汪氏在文化方面的所作所为，其影响和作用应该是不可估量的。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他们保存了大量的图书。战争的破坏是巨大的，使人民流离失所，社会动乱，经济衰退。典籍也必然遭受毁坏。汪氏的举措，使一些书籍免遭战火毁坏，贡献巨大。其次，汪氏重视文化，其家族成员大都文化程度较高，而且礼贤下士，聚集了一批士人。这些人在漳县生活，交游，提高了陇右、漳县地区整体的文化程度。第三，汪氏不但注重自身修养，而且兴办书院，在当地提倡儒学，传播文化知识，提高当地了的文化水平。

元代是以游牧民族建立起来的一个朝代，南征北战，注重武功，而轻视文化。汪氏重视文化，保护图书，兴办学校的举措，利国利民。汪氏家族的表现，提高了家族自身的文化修养，而且，养成了良好的学习氛围，带动当地的文化风气的高涨，提高了当地的文化素养，功德无量。

墓群保护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随着时光的流逝，昔日的英雄人物已不可再见。如今我们只能凭借其墓地来瞻仰这些先辈，睹物思人，再现其事迹。

1、基本情况

汪氏家族墓地位于漳县县城南徐家坪坡地，墓区面积200×150，约建于蒙古海迷失卯年（1243年），止于明万历丙辰年（1616年），历经十五代，三百七十三年，共埋葬有220余人。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誉为“海内之最”，是目前国内发现延续时间最长的一处元明时期家族墓地，是同时期国内保存最完整、占地面积最大、并且是出土文物件数最多而且级别最高的一处家族墓地。

汪氏家族墓地历经1972年、1973年、1975年、1978年、1979年、1990年先后6次清理发掘29座元明墓葬，共出土陶、瓷、丝织品等各类文物1019件，其中甘肃省博物馆收藏221件套；定西市博物馆收藏9件套；漳县博物馆收藏789件套。这批出土文物中有“国宝”级文物1套2件；“一级”文物28件套；“二级”文物44件套；“三级”文物362件套；资料（未定级别的收藏品）657件套。

2、现状

现在，汪氏家族墓地已被很好的保护起来。1985年至1986年先后由省文化厅拨款初次完成汪氏家族墓地700余米围墙、大门、值班室等工程，并配备保护员。1988年对清理发掘的空墓室全部回填，防止盗墓发生。1995年，由省文物局拨款，对部分坍塌的围墙进行了修补和围墙工程90多米，修建防洪堤100米，排洪渠45米。成立漳县文物管理所，专职负责汪氏家族墓地的全面管理及安全保卫等任务。2004年至2005年再次投入6.5万元进行汪氏家族墓地防护工程。

3、价值

清理发掘的二十几座墓室结构基本相同，均有墓道、俑道、墓室三部分组成由特制的青砖砌建，下部为正方形，上部则由砖块叠砌收拢，呈六角或八角穹庐状，顶端用铜镜复盖。墓室结构相当华丽，多数四壁有雕砖一周，砖上浮雕多是“二十四孝”、松、竹、梅、菊等花卉，也有天马、飞鸟、走兽图案，有的还有壁画，反映墓主人或当时人们生活的场景及神话故事。特别是M20墓（主人使荣禄大夫、大司徒汪惟贤），结构更为奇巧，墓壁自下而上为四平起墓，正面交互垒砌、侧砌、立砌，均有雕质雕栏，门窗，门侧有阍人侍立，门内正面则雕有端坐的主人像。上面仿木斗拱、椽、檐、瓦。墓室内墓主石棺在左（内是木棺），其夫人棺在右，棺前置一雕花极精细的供桌，上摆玻璃盅、碟和彩绘陶供花、供果等祭器、祭品。观察墓室结构、棺木、砖雕图画、壁画，当年的社会习俗、文化形态等可再现于眼前。墓主人生前锦衣玉食，灯红酒绿的豪奢生活，死后百名能工巧匠，工役苦力常年精心营建坟墓的情景更是呼之欲出。

而那些丝织袍服、礼帽、饰物、生活用具，睹物思人，就可以想象得出这些元代高级将领当年跃马挥戈的战斗风姿，也可以想象出元朝权贵豪门起居饮宴的生活情景。

通过考古发掘，共出土墓志十一合（其中汪良臣墓有碑无志）。皆有镌刻工整，书法讲究的汉字铭文。如，驸马、中书右丞、忠惠梁国公汪良臣，荣禄大夫、大司徒汪惟贤及夫人祁氏，龙虎卫上将军、中书右丞、四川行省事、便宜都总帅汪惟孝，中书右丞、忠肃南安王汪惟正及夫人耶律氏等等。这些墓志铭文对家世、辈份、官职、生平、功业、子女等的记载基本上都是真实的。阅读、研究这些文字，既可以更翔实地补充正史合族谱的不足，而且更可以据以纠正正史和族谱中的谬误不实之处。更使人们如临其境，深切感受到六七百年前的历史风云。

总之，汪氏家族墓地出土文物，是研究元、明时期贵族、官僚、漳县周边的丧葬制度及其演变提供了完整的实物资料，更为重要的是墓地的出土文物，可补以往史料的不足，是研究漳县汪氏在元明时期显赫地位的第一手实物资料。是研究元代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习俗的重要文字资料，也是研究蒙古族发展及延续历史的宝贵实物资料。

汪氏家族墓地是漳县的骄傲，是汪氏家族留给漳县的最有价值的历史文化遗存。对它的保护、宣传和以人文景观为主的旅游资源进行开发、建设，也是吸引和凝聚海内外汪氏后裔的纽带，将有助于加快漳县的发展。

来源：爱新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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